国际移民与婚姻挤压——以战后四邑侨乡为例的探讨

论文从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的形成、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下的社会调适等方面,对战后四邑侨乡社会重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战后四邑侨乡社会的婚姻挤压是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争时期的兵燹、饥荒、瘟疫疾病、侨汇中断与国际移民网络丧失等一系列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造成了侨乡社会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动;战后时期,美、加等国移民新政扫除了侨乡社会向海外华人社会跨国婚姻自由迁移的政策障碍;中外交通的恢复、国际移民网络的重建、巨量侨汇的涌入与华侨残破家庭的重建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程度。面对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问题,四邑侨乡社会在普通民众追求个人生活幸福的理性选择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规范,衍生出一系列应对婚姻挤压效应的社会机制。     

广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

论文介绍了广东潮汕侨乡自由移民的历史传统,分析阐述了该地区移民形态以及与海外经济联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广东潮汕地区的人口迁移,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侨乡人口迁移从传统的海外自由移民与国内移民并重,转变为以国内移民为主、海外暂居为辅,从而加速了海外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国内归侨侨眷社会向侨属社会的转变。随着侨汇的枯竭,侨乡相应衍生出“旅游贸易”和“非法务工”等涉外经济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国际流转在潮汕侨乡的具体体现。往返于侨乡和海外、从事海外贸易和劳工作业的群体,带有传统意义上的“侨”的色彩。这些新的侨情变化,应该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最后,在社会风气上,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当代江门市五邑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广东四邑颇有名气,尤在北美,四邑话成了唐人街通行的语言。由于政区变更,昨日的四邑今已成为五邑,①即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属广东省江门市（地级市）。全市（包括城区、郊区）面积9418平方公里。1992年末总人口为360万,其中台山99万,新会88万,开平65万,恩平43万,鹤山34万,城区20万,郊区11万。②江门五邑地区是中国重点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散布于世界95个国家与地区,共约286．9万（1990年）,③其籍贯分布大致为：台山113万,新会70万,开平68万,恩平22万,鹤山28万。此外,江门…     

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

在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基本的出发点和主要的关注点。在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侨乡是考察和理解华侨、华人“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参照坐标。这不仅因为侨乡是华侨、华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是海外移民影响祖籍地社会、文化的“独特风景线”,还因为侨乡研究是透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实证性研究。虽然海外移民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但侨乡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的产物。     

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本文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 ,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却值得注意     

侨乡社会公民参与要素研究——以福建C村G炼油厂事件为例

论文通过对福建省著名侨乡C村G厂污染事件解决过程的详细调查与回顾,对其中所反映的公民参与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村民、海外华侨华人、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等四方面要素在公民参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中国其他农村来说,侨乡的公民参与更加具有主动性和行动力,这源于侨乡社会独特的地位及其相对稳定且强大的华侨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日益廉价方便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海外移民借助于社团或民间组织,通过募资、捐赠、信息发布和新闻媒体等方式来影响家乡的公共管理活动将成为一种常态。     

试比较广东侨乡近代建筑审美文化特征

广东化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而见长。由于历史的原因,广东海外华侨众多,成为中国最大的侨乡,拥有华侨华人2000多万,占全国三分之二。中西化在这里交汇碰撞,形成独特的侨乡化,五邑侨乡、潮汕侨乡、兴梅侨乡等又因各自独特的人背景而蕴涵独特的审美化,     

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

近代中国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深受海外移民的制约和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外移民在推进侨乡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了原有的乡土社会文化传统。本文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深入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传统的发展前景,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侨刊乡讯资料看 美国华侨华人的故土观念

前言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故乡的关系,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以往国内学者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条件和资料掌握情况,对海外华侨华人影响中国故乡,也即是在关于侨乡社会的形成和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等方面,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而有关中国乡土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心态、观念的影响     

抗战前后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转变——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揭示了从大萧条到战后初期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重大转变和战后初期侨汇运营实态。大萧条使中国从货币银本位进入纸币时代,此后,侨汇汇兑经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战时的特殊环境,使民间侨汇运营体系进一步衰落和中断,官方银行主导和垄断了侨汇运营。官方银行为主的侨汇运营体系不仅强化了官方银行对民间金融的控制,也加强了乡村自治机构的控制能力。战后官方银行运营能力的不足及其繁琐的领款手续,使侨汇兑换令人望而生畏,这和通胀压力一起催生了广阔的侨汇兑换的"中间人"市场,而国家控制能力的强化使"中间人"随时可能成为侨汇的"冒领者"。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民初华侨回国参政

民国初年 ,经过激烈的讨论 ,海外华侨在中国取得了参政权 ,华侨在民国政府中从此具有自己的正式代表。华侨回国参政制度的产生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华侨的国民身份 ,现代意义的、以中国国籍为特征的华侨正式产生。民初有关华侨回国参政的讨论 ,加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国民等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与推广 ,华侨对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

通过当前韩国对于海外华人四个方面的"似是而非"认识的分析,对华商网络的倾向与特征、建设韩民族网络等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韩国华侨与韩国所理解的海外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代韩国政府希望能像中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那样,使海外韩人发展成为韩国在21世纪的新的成长动力并加以利用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乐观判断";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只是来自爱国情,更重要的是其生存保障与利益的实现;中韩两国的侨务政策存在区别,中国致力于"护侨",而韩国的目光集中于"用侨"。     

清末和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

历史上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伴随着厦门近代城市的形成不断发展起来的。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厦门及其附近的泉州、漳州等地的投资为1.28亿元人民币(建国初价格),约占同期华侨在福建投资的92%。华侨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投资最多的是房地产业,约占总投资额的46%,其他投资领域依次为工业、商业、交通业、农矿业和金融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符合当时厦门作为归侨、侨眷聚居的消费型城市的各种需求,对厦门现代城市规模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厦门近代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     

朝鲜华侨教育的历史回顾

本文是在查阅有关文献和考察访问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194 5年 8月日本投降以后 ,朝鲜华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华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 ,在朝鲜半岛北半部重新恢复和新建了华侨学校。这一时期 ,由于华侨教育得到了朝鲜政府的支持 ,朝鲜华侨学校发展很快。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华侨教育受到严重破坏 ,但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帮助下 ,大多数华侨学校仍能坚持上课。从 195 3年 7月停战到 196 6年 ,由于多方面的有利因素 ,朝鲜华侨教育进入了鼎盛时期。但其后 ,朝鲜政府按本国教育体制全面改造了华侨教育。从此 ,朝鲜华侨教育沿着“朝鲜化”发展。作者认为 ,当今的朝鲜华侨教育何去何从 ,到了应该考虑的时候了     

近代朝鲜华侨制造业研究——以铸造业为中心

以朝鲜殖民地时期华侨制造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铸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华侨铸造工厂诞生的背景、同乡网络及其生产体制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华侨制造业在朝鲜烧锅制造领域里取得垄断性地位的原因,一是华侨铸造工厂里中国劳动者较低的工资及技术开发的进行;二是全国的华侨铸造工厂形成了以河北省交河县为中心的同乡网络并进行协力合作。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谋求战时经济的强化,朝鲜总督府也加强了战时统治经济,生铁原料的配给发生困难,华侨铸造工厂因而纷纷倒闭,走向衰退。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光影中的民族认同--海外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传播

论文考察了归国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密切联系和华侨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在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一方面,在中国电影的起步阶段,一批海外华侨回国创办电影公司或投资参与电影制作,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另一方面,侨居海外的华侨亦在当地积极支持国产电影,建立了国产电影的发行放映体系、拍摄突出中国文化的华语电影。民族认同让海外华侨积极推动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使中国电影不断壮大,而国产电影的传播又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