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赴日华工归国及遗留问题

本在系统发掘与研究战后国民政府接收由日归国华工档案及相关劳工证词的基础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战后美日遣返与国民政府接收由日归国华工的政策及事件始末;并首次以国内的新史料对赴日华工战后的主要遗留问题,如被掳至日本的华工人数、美日战后遣返华工数、赴日华工死亡人数等重要数据,以及赴日华工的“工资”与赔偿问题等,作了进一步澄清和考证。     

《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

《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由刘宝辰编著的《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一书,是“日本强掳华工研究与翻译丛书”的第二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出版。全书２０万字,印有１８０余幅珍贵图片。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日本将约４...     

首批华工入澳时间考

华工大批输出澳大利亚起于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对此史学界一般没有争议,但关于首批华工确切的入澳时间及人数,中外华人史、移民史学者却有不同说法。据笔者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中外文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时间为1846年,人数为121人。陈泽宪先生在《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一文中说:“澳洲于1846年从厦门运走第一批契约工121名去悉尼。”     

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

一 我国沿海劳动人民结伙随贸易商船到南洋佣工,大约从明代就开始了。但是,作为契约华工,作为贩运谋利的对象被诱骗出国,则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达到高潮,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告结束。粗略地估计,这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我们知道     

澳大利亚淘金热时期的华工

19世纪50年代初,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轰动了世界,引发了继美国加州之后的世界第二次大淘金热潮（GoldRush）。当时大批华工飘洋过海,前去位于南太平洋的陌生大陆澳洲淘金,人数一度多达6万余人。华工置身其中并洒满血泪的淘金热极大地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澳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本文拟就华工赴澳淘金背景、淘金热时期和排华运动打击下的华工等三方面加以论述。一澳洲金矿的发现与华工赴澳的背景金矿大发现是澳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华工大批赴澳是和金矿的发现与开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澳大利亚有…     

浅析旅俄华工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的历史过程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国东北、河北及山东等地的破产农民和无业人员开始移居俄国东部地区,并在俄国境风广泛分布,人数较大庞大。就是在这个群体中诞生了中国旅俄联合会和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在十月革命中部分华工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部分旅俄华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帮助下,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加快推动了马列主义在我国北方的传播,在沟通共产国际和中共建党工作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文中对旅俄华工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历史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更好的体现出旅俄华工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华工出国的分布及动因

纵观当今许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先辈,大多是在两次“鸦战”之后,沦为“猪仔”华工,被西方列强贩往南洋和世界各地的。在1840—1860年间(即第一、二次鸦片战争间)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猪仔”贩运大大发展起来,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鸦战后,厦门和汕头先后成为早期贩卖“猪仔”的中心和据点。据史料所载,1843年11月1日     

中国战俘劳工问题研究的新成果--读《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

20 0 2年 8月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宝辰、林凤升合著的《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一书 ,这是刘宝辰先生继 1993年出版《花冈暴动》一书之后 ,在研究二战时期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问题的又一新成果。近年来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掳役华工的问题 ,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吉林大学陈景彦所著《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出版 )一书 ,就是有代表性的力作。该书主要是用日本方面的有关文字资料 ,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强掳和迫害华工罪行的学术专著。刘宝辰、林凤升合著的《日本掳役…     

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

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国“盗人的贼”拐卖到沙皇俄国这座“民族监狱”里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需要急剧增加,英、法、俄等国竞相在中国招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在华招工5万人,法国招工20万人。战争爆发后,俄国不但民用企业劳动力不足,而且军事工业也深感劳动力缺乏。因此俄国政府一反过去排斥华工的政策,利用与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开始在中国大肆拐卖华工,其人数远远超过英法各国。马克思在研究17世纪荷兰人的殖民掠夺时指出,欧洲殖民者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指出他们     

20世纪初日本排斥华工政策与旅日浙南华工群体

论文以浙南华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日本官方档案的解读,对20世纪初旅日浙南华工群体的兴衰史进行了研究。旅日浙南华工群体形成于一战之后,鼎盛于1922年,衰退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屠杀事件。虽然浙南华工群体的出现在日本悠久的华侨华人史上存续时间短暂,但是从其人数规模和社团组织等方面来看,应该是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证明了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并不仅仅是由华商组成,华工也曾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日本政府历来排斥从事非熟练劳动的华工,因此华工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结果。     

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一 华工出国的历史意义 华工是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在国外靠体力劳动谋生受人剥削而不剥削他人的中国劳动人民都属于华工的范围。有自愿出洋的自由华工,而更多的是被强迫拐卖的契约华工。前者包括     

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

论文探讨了在中国参战语境、社会革命语境以及当代改革开放语境下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形成过程及特定意义。百年来,中国围绕一战华工形成的论述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国家视角,着重从中国作为参战国与战胜国的角度展现中国在华工招募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与华工扮演的参战角色;另一类立足于华工视角,最典型的是在社会革命语境下从华工作为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对立面的角度揭示英、日、法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势力的压迫本质与华工的革命精神。当代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华工论述似乎接续了中国参战语境下的华工论述。虽然同是立足于国家视角,但在当代改革开放语境下的论述更侧重展现华工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进程。尽管社会革命语境下的华工论述逐渐瓦解,但个体视角的论述依然不失为国家视角论述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二者之间的矛盾突显,是当前中国一战华工论述重建的困境所在。     

《契约华工史稿》一书出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吴凤斌撰写的《契约华工史稿》一书,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约34万字,共分五编二十一章。第一编契约华工制的兴起,第二编东南亚地区的契约华工,第三编美洲地区的契约华工,第四编其他地区(澳洲、南太平洋地区、非洲和欧洲)的契约华工,第五编契约华工的历史贡献.     

救援、革命、外交——华工联合会研究

华工联合会原名中华旅俄联合会,1917年由在俄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成立以后,华工联合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入俄国的华工提供了大量帮助。1918年底,华工联合会转变为“无产主义者组织”,它积极对在俄华工进行革命宣传,建立起与中国境内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此外,华工联合会还促成中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之间进行对话,在俄中两国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大量史料,追溯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在救援、革命和外交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华工联合会这一以往较少引人注意的华侨组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被遗忘的贡献者：一战华工回国安置问题研究

论文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华工从战时到战后的有关去留问题;北洋政府安置回国华工的官方举措及其实施困难以及华工回国的实际境遇与抗争活动;并探讨了一战回国华工并未因其身份和贡献享有善待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华工多被遣返回国。北洋政府制定并推行《安置回国华工章程》,但地方政府在妥善安置被遣回原籍的华工方面,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其间以梅钧为代表的旅法华工团,向山东省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妥善安置归国华工,并与山东省政府展开博弈。此次博弈以梅钧离开青岛而结束,华工安置问题基本不了了之。大多数华工回国以后,并未因其身份与贡献而享有优待。他们穷困潦倒的结局是北洋政府时期普通人生计艰难的缩影,他们的弱势地位与无力争取应有的权益是他们被遗忘的根本原因。     

一战华工的归国境遇及其影响——基于对山东华工后裔（或知情者）口述资料的分析

山东淄博周村是当年英法招募华工的重要站点。论文根据对＂周村华工＂后裔或知情者采访整理出来的65份口述资料,从华工归国所带物品、节余工薪的使用状况、归国后从事的行业、思想观念与自身素质的转变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研究。比照当时知识界和政界对于归国华工影响力的乐观预期,得出结论：华工归国后的总体境遇不够理想,归国华工对中国社会所能发挥的积极影响极为有限,甚至其中不乏悲剧性的一面。     

浅析晚清华工问题的由来

华工是华侨的一部分,华工可以笼统的定义为出外务工的中国工人。而晚清时期的华工出国的缘由却是各不相同的,他们的出走伴随着诸多的因素。从这些外出因素和方式来看,他们的命运似乎就是可以预见的。晚清华工的大量出国也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中掠夺劳动力最有力的见证。本文拟就晚清华工问题的由来做一简要分析,以便进一步认识晚清华工问题所在。     

国民政府保护华侨权益的尝试——以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案为例

论文梳理了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国民政府对工潮案的处理过程。1942年5月,驻伊拉克英军招募一批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华工到后不久却因待遇差等原因而爆发工潮。国民政府与英军展开交涉,焦点为涉事华工应否受军事法庭审判。经过协商,由中方外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开创了中国向他国派出法庭审判本国华侨的先河。中国法官并未使用军事法,而是以普通刑法审判华工,量刑较轻。此后,国民政府继续为改善华工工作与生活条件等问题与英军展开交涉,以保护华侨权益。伊拉克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工生活的缩影,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战时国民政府处理侨务的特点及境外司法审判实践的探索。     

一战时期英招华工从中国前往法国的东线运输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9.5万名英招华工在法国为英军工作。英招华工从中国前往法国的运输分为东西两条路线,有大约8.5万名英招华工是从东线前往法国的。东线运输从中国威海和青岛出发,东渡太平洋到达加拿大的西海岸,再通过铁路运输穿越北美大陆,然后再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东渡大西洋,到达英国的利物浦,之后换乘火车到达英国的福克斯通。从福克斯通华工再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的港口布伦。全程大约2.2万至2.4万公里,历时近1年半。为了得到急需的劳动力,英国政府对于华工运输十分重视,不仅为华工旅途中的住宿与饮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而且还派遣军官与军医负责华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从而大大减少了华工在运输途中的死亡和逃逸。     

浅论一战期间的赴法华工及其婚姻

一战期间,法国女多男少的现实、华工对配偶的需求促使不少华工与法国妇女结为夫妻,而法国政府错误的婚姻政策及急功近利的遣返华工政策又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洋政府为了维护国内的伦理秩序及与法国的外交关系,采取了一些限制华工婚姻的措施,但受制于其法律制度的自相矛盾而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