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丛书、丛刊的情况

(一)1941年6月,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部)成立。在正副所长、著名教授马宗英、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等人的相继主持下,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贵州地方编辑出版发行单位,变成全国性编辑出版发行单位,成为当时全国数得出数的书局之一。该所(部)出版图书、报刊、杂志数量品种之多,内容之广,受到欢迎的程度,都是空前的。使“后方文化,赖以流传”。这是抗战时期,贵州编辑出版发行事业的骄傲。也是贵州民族资本家华问渠总经理,顺应历史潮流,集全国人材于一体,熔中国东部、西部文化于一炉,取得的重要成绩。     

冯玉祥关于改善小学教科书现状与陈立夫往来函

抗战期间,受大后方物质条件所限,国统区中小学教科书版本芜杂,印制不良,各界人士有关改善教本的呼声颇高,冯玉祥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改善教本即是其中一例。国民政府教育部有鉴于此,乃限令自1943年秋起各级学校开始采用部定统一教本,并指定七大书局组成“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以保证教科书质量。     

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

1990年2月出版的16开精装本《贵州省志·教育志》中载道,大夏大学“总务长马宗融,后为窦觉苍”。过了8年后于1998年12月出版的32开精装本《贵州六百年经济史》中写到,抗战时期的贵阳文通书局,“内设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先后聘请马宗融、谢六逸、顾颉刚等主持编辑所工作”。由于教学、科研工作使然,曾看过大厦大学在贵阳的一些材料,对贵阳文通书局的资料,也熟悉一点,凭     

永远光采的出版文化——读《贵阳文通书局》

何长凤教授编著的《贵阳文通书局》一书在我案头已有大半年时间了。封面古朴、版式疏朗、印制精良,我是十分喜欢的。这是由贵州教育出版社梁茂林先生(也是本书的责编)寄赠的。梁先生附了一纸短信,他说：“贵阳文通书局在中国出版史上存在过41年,也曾创造了     

散文家陆蠡

在上海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和“中华”是牌子最老的，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好象是报纸中的申报，民间把它当作报纸的代名词，称之为“申报纸”，一份申报寄到乡下，大半个月后还在人们的手中辗转传阅着；只要是申报上有的，大家就会深信不疑。商务和中华也有这种甚高的威望，从高大册到中小学教科书，都无不信赖有加，供销两旺。接下来要数北新书局和世界书局，至于开明书店和化     

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

清同光年间,各省官书局相继兴办,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云南书局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本文首先区分云南书局和云南官书局,对云南书局成立于光绪四五年间、云南官书局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的史实作出详细考证,并通过现存局本发现云南书局与云南官书局并存三年的事实。其次,对前人所列局本去伪存真,迄今查实68种650册978卷,其中有20种局本是前人的文中从未介绍的,有6种局本藏于民间而图书馆未有收藏。最后着重介绍局本的版本特征,特别是翻刻新式教科书和践行西方意义上的版权保护行为,这在各省官书局中独具特色。进一步明晰云南书局、官书局发展历程,突显其在云南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略论广智书局的日本史书译介活动

20世纪初年,东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投资创办了广智书局。该书局成为康梁向国内传播其政治理想的思想阵地,它重视历史类、政治类图书的译介,力图通过图书出版帮助国内知识分子建立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形势的新理解,吸纳被边缘化的精英群体。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六十余种,涉及"专门史"著作、历史教科书等。译介出版的史书文字明白晓畅,充满激情与魔力,风行于华夏,激荡着国人的一腔热血。广智书局译介的史学著作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对新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译介史著中体现的"普遍历史"思想、"专门史"的书写模式以及新的史书体裁,推动了中外史学的"会通",促进了"新史学"思潮向纵深发展。     

我与施复亮父子的交往

我从小就知道施复亮，但没有见过面。1950年9月21日，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中央出版总署通知各省(市)的出版行政机构和各大书局派1至2名代表参加。当时我是贵州省出版行政机构的代表，华问渠是贵州最大的书局——文通书局的代表。上海中华书局的代表是舒新城和金兆梓。舒新城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是全国有名的学者；     

黎选《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

光绪十六年(1890)刻于日本使署,八册。光绪二十一年(1895)金陵状元阁刻本,十二册。民国元年(1912)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民国五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精选评注本(选者为锡山秦同培),世界书局印行。     

叶圣陶的《小小的船》

正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成立,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1954年11月出版总署撤销,叶圣陶任教育部副部长,继续兼任人教社社长、总编辑。而在1953年前后,中央从全国各地调200多位教科书编写审校人才入人教社,着力推动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叶圣陶在辛安亭的协助下,领导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编写工作,开创了中国教科书编纂的新时代。期间,     

敢问书业路在何方——贵阳文通书局引出来的思考

笔者为着出版《贵阳文通书局》一书用了近两年时间,组稿、编辑,同时跟随著作者全程考察创办文通的历史背景、自身特点和兴衰原因。联系贵州近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机遇与艰辛,受到极大的教育。现在该书已出版,还想叙说一些编后感,以求教于方家。     

我与施复亮父子的交往

一我从小就知道施复亮 ,但没有见过面。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１日 ,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 ,中央出版总署通知各省（市）的出版行政机构和各大书局派１至２名代表参加。当时我是贵州省出版行政机构的代表 ,华问渠是贵州最大的书局———文通书局的代表。上海中华书局的代表是舒新城和金兆梓。舒新城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 ,是全国有名的学者 ;金兆梓是中华书局编译所副所长 ,是全国有名的历史学家 ,浙江金华人 ,是我的前辈 ,他的儿子金永祚是我在浙江第七中学（即现金华一中的前身）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所以我与金老熟悉。这…     

广西官书局始末

广西官书局始末陈相因清朝末年,科举制度的相继被废止,新型教育制度的陆续建立,给我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不少新鲜空气。为了配合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各地书刊出版机构开始编撰、引进、出版发行大量的新式教科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了我国新兴出版事业走上一...     

我参与的湖北出版文化城建设协调工作

正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对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当时,湖北有图书出版社14家,音像出版社4家,期刊社265家,综合出版实力在全国排名第八,称得上是出版大省。但从硬件设施、软件配套、经济投入来看,不能算出版强省。决策1992年8月3日,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下文简称省新局),向省委、省政府报送《关于规划建设出版文化城的报告》,希望     

贵阳最早的造纸厂

20世纪初期,人们开始意识到西学中用的重要性,开始学刊西方进步思想、科学技术,以期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的局面。各地方丌始发展新学教育,引进先进设备,办工厂、学技术。从1898年开始,贵州各界进步人士紧跟时代的步伐,贵州的华之鸿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在贵州领头走“实业救国”之路。 存贵州近现代史上,由华之鸿创办,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继承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从1911年10月正式开业到1952年4月停业,历时近41年。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     

介绍几件流传海外的青铜器铭文

最近,笔者在一九八六年台湾图书展览会上(香港汉荣书局有限公司、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总公司联合举办),看到张光裕博士所著《善夫梁其簋及其他关系诸器》一文(该文收入《台静农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张光裕博土的这篇文章搜集了四件传世善夫梁其簋,其中两件是首次公布。鉴于国内读者难于阅读到张光裕博土的这篇文章,笔者撰此小文予以介绍,并谈一点个人的意见。     

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的汉口分支机构

上海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三家均为集编、印、发行为一体的全能出版机构.在我国书刊和出版、发行界享有较高的信誉并具有一定的影响.汉口解放前,两局都在汉口交通路文化街设有分局(即今武汉外文书店和武汉古籍门市部),两局在汉口分支机构的经营内容不同,经营方针各异,但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为我国出版、发行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作为《新青年》赞助者的群益书社

清末民初,群益书社是活跃在上海的一家重要的民营出版机构,该社因印行《新青年》而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群益书社出版了许多重要出版物,特别是英语读本,陈独秀曾是该社教科书的作者。群益书社在创办《青年杂志》和采用新式标点过程中起到了推手作用;在《青年杂志》改名与再版重印方面贡献卓著;《新青年》及群益书社出版物的社会影响较广。作为《新青年》的赞助者,群益书社从一个以出版教科书、推动启蒙教育、提供现代常识为主的书局,转变为破旧立新、启迪民智、承担起引领学界重要责任的出版社。     

设立历史图书评论基金联合改进历史图书评论启事

设立历史图书评论基金联合改进历史图书评论启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工作和历史著作的出版工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以图书著作的形式发表，但是历史图书的评论工作在史学界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书评往往不被视为学术成果。为使书评能够适应研究和出版...     

设立历史图书评论基金联合改进历史图书评论启事

设立历史图书评论基金联合改进历史图书评论启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工作和历史著作的出版工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以图书著作的形式发表，但是历史图书的评论工作在史学界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书评往往不被视为学术成果。为使书评能够适应研究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