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民间水神崇拜与祭祀

从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水神崇拜在近代社会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晚清时期,广大民众在面对洪水、干旱时仍不忘祭祀以河神和龙王为主的水神,并举行各式各样的祈雨仪式,求得心理慰藉和精神依托。但由于近代社会各方面的冲击,晚清水神崇拜逐渐式微,反映出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冲击,并在二者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发展。     

河西的水神崇拜意识

河西走廊自古土地肥沃、水草丰美 ,极具农牧之利。但由于气候等原因 ,干旱长期威胁着人的生存和农牧业的发展。人们渴盼水的滋润 ,把希望深深地寄托予水神。从河西人民许多讴歌水的作品以及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河西地名 ,我们能够体味出河西人相当浓厚的水神崇拜意识     

洞庭湖水神信仰的历史变迁

洞庭湖水神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远古时代就应运而生了,并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信仰对象、信仰方式和信仰心理分别经历了由自然神向人神、由娱神到娱人、由神圣到世俗的嬗变。洞庭湖水神信仰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心理需求而创造出来和不断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黑河流域的水神信仰探究

甘肃河西地区黑河流域民众的水神信仰由来已久,抛开信仰活动中的迷信成分不难发现,当地水神信仰一方面体现着人们对掩藏在水问题背后的水规律的敬畏,另一方面反映着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对维护、遵守水利秩序的需要。     

简记水神堂

地处广灵县城南一华里处的水神堂,是我国的名泉之一,也是风景绝佳之地。该寺庙建在小巧玲珑的壶山之上,中轴线上有过厅、圣祠、     

同质异形的神灵谱系——藏族湖神与水神关系透视

湖神与水神在藏族地区大量存在。文章从藏族民俗现实出发,认为水神与湖神主要有三种存在状态:湖神与水神分离;水神是湖神信仰的核心;水神与湖神的互置。分析了湖神与水神信仰相异的原因。     

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内涵置换的逻辑——“孝女”的曹娥和“水神”的曹娥

从曹娥形象及其信仰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以"礼"而言,在官方,作为历史人物的孝行教化,用以规范德行;以"俗"而言,在民间,作为水神(江神、潮神)信仰的功能凸显,用以祈福免灾。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出现伊始这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互为影响,双方互动的结果也不是彼此消长而是多元展开。以曹娥信仰为例对礼俗互动进行探讨,主要考察曹娥信仰内涵发生置换的逻辑是多元形象(水神、孝女、N种融合体)并存状态的形成,说明礼俗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能只是从上下关系来考虑,而是互为平行交织形成一种平衡关系,进而生发多元性,各自都发挥作用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涪水神刀不可求”何解

清康熙三年（1664）,蒲松齡的摯友張篤慶《和留仙韻》七律其二有句云：＂司空博物本風流,涪水神刀不可求。＂這首詩對研究蒲松齡何時開始創作小説有重要價值,因此多爲研究蒲松齡的學者引用。     

说战国时魏秦蜀为水神娶妇之俗

说战国时魏秦蜀为水神娶妇之俗祥春三代之际,人们的科学知识有限,对大自然的奥秘认识模糊,产生了天地至高、万物有灵的思想,形成敬畏、祭祀名山大川的礼俗,据《汉书·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     

泉州地区水神崇拜管见

水神,包括江神、河神和海神的神话传说很多,历来深受人民的崇拜和信仰.据考古发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均分布于河流的沿岸.因此,江河湖海与人类生长繁衍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但是水又会给人类带来灾害,我们的祖先为了征服江河,未免负出代价,带来牺牲.然而,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还无法理解和认识,而幻想出有超越自然力的神灵.因此人们逐渐由直观的“图腾崇拜”、“性崇拜”进而形成了“神崇拜”.水神崇拜,原始社会已经存在.甲骨卜辞有“□卯卜,(?),贞求年娥于河.”意思是向河神娥皇祈求丰年.《史记·六国表·秦灵公八年》有“初以君主妻河”句;《史记·滑稽列传》也记载了西门豹为邺城令时,把巫婆沉于河,挽救了无数受巫婆坑害的少女的性命故事.后来,水神形象多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其中有海神“若”,湘水的“湘君、湘夫人”,洛水“宓妃”,江神“奇相”,孝女曹娥以及与治水有关的大禹、李冰父子等等.泉州地区西部傍山.东面濒海,溪流纵横,有许多原始水神崇拜遗迹存在,现试作如下探讨.     

二元的晋祠:礼与俗的分合

叔虞和圣母水神,是晋祠早期祭祀的对象。不过在宋代以前的官方看来,前者才是祭祀的主神。自宋代以来,由于太原成为边塞重镇,农业开发与水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祭祀圣母水神逐渐超越了祭祀叔虞,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尽管此后历代士大夫多有对晋祠祭祀进行"礼俗辩证",但由于圣母为民间普遍崇奉而香火旺盛,祭祀叔虞则因只有少数士大夫提倡和实践而日渐式微。晋祠祭祀变迁的背后是礼与俗分合的一种展现。     

论岭南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

龙母信仰是岭南地方特色的水神崇拜,早在先秦时龙母已产生于西江岸旁的悦城,汉晋南朝民间崇拜持续,唐宋以后,在封建统治者的封敕和信徒的拥戴下,龙母信仰地域不断扩展,形成了以西江为中心,且随移民、官商等的迁移和交流,跳越式在江西、四川出现零星分布的特征。这一信仰不但形成了与岭南其他水神不同的地域特色,且保留有岭南祖先崇拜的印痕。而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与岭南俗信鬼神,朝廷推崇,民间信仰的地方性与官方正统性相结合,也与流动官员、士商和移民等集团的推动等密切相关。     

山西佛教寺院建筑的价值特色

山西是全国文物较多的重点省份之一。其中古代建筑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尤为突出,素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之称。山西佛教寺院分布广泛,类型丰富,遍布全省各个地区。山西佛寺建筑历史跨度大,全国之最多,形制、结构、种类齐全,是研究古代建筑及佛教文化重要的实物。     

晋祠与熙丰新法的蛛丝马迹

山西太原的晋祠在北宋中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主神由唐叔虞变为水神昭济圣母,成为当地民间赛社的重要神祇,也在熙宁间获得朝廷的敕封。熙丰新法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从晋祠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出,晋祠此时的变化实与熙丰新法有着明显的联系。     

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

将新出简帛材料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进行对比考察,有助于阐明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先秦时期各国皆有自己的山神、水神,秦汉帝国将秦、楚、晋、齐等几大祭祀圈的山川神祇整合成五岳四渎系统。国家制定统一的祭典,建立官祀系统,通过限制民间祭祀内容、禁止民间另立私社和控制祭祀频率等办法来打击淫祀。国家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固定其场所和时间,极力消解其地域性。汉初设立的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巫官,不完全是对各地方巫术的移植或复制,而是根据刘氏的身世源流,对全国巫术系统的重新洗牌,人为划定其分属职掌。秦皇、汉武的封禅和巡游,也并非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是为了寻求东方神祇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整合全国神权的历程逐渐完成。     

华光、王灵官与二郎神

《南游记》中华光形象的塑造,深受明前期王灵官崇拜的影响。而据王灵官的形貌、神性、致祭日期及传播特点等可证,灵官信仰的源头应为川蜀二郎信仰。这一传承脉络,从华光信仰中也能找到印迹。此外文章还就王灵官、华光及二郎神火（雷）神、水神及马神身份的认定作了检讨。     

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与差异性分析

以明清山西通志和各县地方志中的祠祀部分为主,揭示了山西民间信仰地域分布的差异性及其制约因素.研究指出,泽、潞、平、并四个地区是山西民间信仰分布的中心,其中晋东南泽、潞地区是山西民间信仰最丰富发达的核心地带,晋西吕梁山区则相对薄弱,处于边缘.这一分布态势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

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山西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灿烂辉煌。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和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     

遥想古井

藏历年初一的早上,每家每户的所有成员都起得特别早,因为这一天最重要的一项仪式是,由家庭主妇取第一道净水。天蒙蒙亮时,听见楼下自来水哗哗作响,从窗口探头往外看,原来是楼下的住户先于我们取上了第一道水,并且为水笼头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还在自来水旁燃起了桑烟。因了这番祭拜,平常里冷冰冰的自来水管,顿时变成了有灵性的东西。然而,这缕孤烟远远构不成往日在井边祭水神煨桑烟的壮观场面。     

“城隍”的来历

城隍被认为是冥界中的基层神司,是保护城市的神。周朝时,每年除夕要祭祀八种神,其中就有水（即隍）庸（即城）。古代称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为什么要祭祀隍、城呢？因为他们是守护城池的神。城市规模逐渐具备后,绝大多数城市都是靠近水边的,水与城有了进一步的结合,于是水神和庸神合二为一,成为城池的城隍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