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江南棉稻区乡村民众之年度时间生活--以上海县为例

传统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一大特点即是以农为本,一年之中人们总是以农事节律为基本轴心展开各相关活动。就传统上海县而言,以棉花种植周期为基础,在年度时间生活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忙闲交替节奏,即夏秋棉忙、冬春农闲。而在农忙与农闲期内,人们分别会有不同的活动要从事,从而使各项活动以农事活动为核心,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年度时间轴上。     

《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

正时间是万物存续的基本维度,对人类社会而言亦是如此。不过,与物理时间或钟表时间的线性、均质性有所不同,人类的时间观念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反过来或显或隐地影响社会生活。不同人类群体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时间观念亦会不同。中国乡村民众如何依据农事节律来组织与展开其年度生活?这种结构性安排又如何影响民众传统的时间观念,进而影响到整体社会文化?本书正是以民众传统的     

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探讨

从表面看来,传统中国乡村民众之时间生活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而是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特征。一年之中。农业生产活动有涨有落,于是乡村社会生活诸活动也必然会随之起起落落,一年四季各有其时,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这体现出的正是传统乡村民众对于时间的年度安排策略。当然这种节奏性特征并非是完全同一的,而是存在诸多差异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态势,是与农业生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分不开的,并深刻影响到了整个传统中国民众时间观。     

山西元明寺庙壁画图像叙事的农本意识——以新绛东岳稷益庙和洪洞广胜寺水神庙为中心

山西寺庙作为传统村落的文化中心,是民众信仰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集中场域。新绛稷益庙和洪洞水神庙壁画内容皆以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本土农耕生活、祭祀仪式的真实场景。两座民间庙宇壁画中的农事图像,以特定的空间表现了农事活动的时间秩序,展现了元明时期晋南乡村民众应对农事灾害的行动策略。图像化的农业祭祀活动是特定时代国家意志的民间践行,体现了“以礼行俗”的两个面向,即“礼的民间化”和“俗的实践性”,并且逐渐演变为社会观念和文化行为的象征性表达,由此使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本意识在寺庙壁画的农事图像中得以彰显。     

清中叶鲁中乡村民俗生活——以《庄农日用杂字》为中心的探讨

《庄农日用杂字》是一部清中叶以来流传于山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启蒙读物,内容广泛涉及农业生产、衣食住行、农闲副业、信仰活动、新春节庆、男婚女嫁等方方面面。本文以《庄农日用杂字》为基本依据,对清中叶鲁中地区的传统乡村民俗生活,如生产活动、衣食住用及相关礼俗生活等方面做了深入描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时期的乡村生活并非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寻的,而是有一定的结构性特点,即是与农事节律紧密相关的。     

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活动与乡村娱乐

乡村戏剧、社会交往及赌博是近代江南乡村地区几种比较重要的娱乐活动。但细究之下,这些活动并非在一年之中的每一个时段都会均匀地进行,而总是会伴随着农事活动的开展显示出一定的周期性,即通常集中在农闲时期进行,一入农忙则就很少发生。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间相契合的关系。     

小麦的推广种植与先秦时期“四时”观念的强化

作为一种社会时间,先秦时期的“四时”观念与农事活动的周期有着密切关系。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借助植物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佐之以必要的文献材料,梳理小麦在殷周春秋之际推广种植的时空特征,可以发现其与先秦时期“四时”观念的萌生与演进存在极强的时间继起性与空间重合性,从而为探讨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作为“四时”观念得以萌生的起点,“二时”观念能够客观反映殷商时期中原地区特定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固有的农事活动周期,也能有效指导农事活动的开展,但小麦以其特殊的生长节律,嵌入到春种秋收的农事周期中,则对“二时”观念形成了一定冲击,进而推动“四时”观念的萌生;另一方面,爬梳古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在“四时”观念中相对晚出的冬、夏两季,皆与小麦存在联系。由此,足见小麦的推广种植是促使先秦时期“四时”观念不断强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代大统历的社会流动与时间意义

作为划分年度时间依据的历书,直接影响着各种民俗活动的时间安排。而历书从国家进入民间,则存在一个复杂的运作过程。明代的年度历书大统历的传播,是以各布政司为中心,地方绅士为重要桥梁,自上而下在社会中进行的。国家解决每年印制历日成本的方式,则为赋役体系中以"物料"和"差役"两种形式存在的历日银的征收。大统历的传播客观上构建了一个国家划定的、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基本年度时间体系。综合考察大统历的颁行过程、国家制度的保障方式及其所负载的时间意义,不难发现颁行历书这一举措,为彼时国家进行管理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国家-社会”视阈下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实践--以八将文化为例

乡村社会因民间信仰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实践行为与结构机制,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各方各面,对社会的善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玉环市传统的鸡山八将信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融合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及辅助乡村治理,超越对民间信仰本身单纯的功能性探索,从信仰仪式的变化关照整个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化,进而探讨八将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借其帮助乡村的有效治理,对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有着迫切的现实功用。     

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     

浅析青年工作的预见性

青年在不同时间、空间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思想,都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活动中找到依据。青年工作者若能深入到青年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去,认真地调查研究,详细地分析总结,就能把握他们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使青年工作建立在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本文探讨了预见性工作的内涵、类型和特征,并从培养前瞻性意识、借助社会力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预见性地开展青年工作的方法与途径。     

论清代乡村道德生活

清代乡村道德生活是清代公共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由于受地理环境、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地域文化、宗教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区的乡村道德生活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围绕着土地、水、安全等生存资源与乡村控制权、宗族名气和地位等社会资源而展开的。由于清代乡村并非是一个真正自治的社会,因此,清代乡村道德生活就受到了内生道德与外生道德、内生权力与外生权力的共同影响,其目的在于维持乡村正义和乡村生活秩序。     

传统、乡土与国家:抗日战争时期衢县前河小学考察

近代以降,新式小学的开设激起了乡村社会的涟漪。衢县前河小学是一所县立完全小学,其低廉的学费,拥有新知识的本土师资,女童开始接受教育,识字人数较大增加等,逐步改变着乡村社会的面貌,但在校舍选择、女生入学等方面也与乡土社会相矛盾。在国民政府设计下,其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及假期设置大多按照统一规定,忽视了乡土生活实际。其在国民教育中强化三民主义教育、公民教育与党国教育,在民众教育中贯彻国家意志,宣传对国家的认同,均加速了现代国家形成的进程。抗战爆发后,学校教育成为扩大社会动员的平台,师生们柔性而煽情的抗战救国宣传更是成为战时动员民众的重要方式,乡村小学也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有效工具之一。     

梅县松源镇郊王氏宗族与龙源公王崇拜

传统社会,由于国家的统治机构只到达了府县一级,府县以下基本上是实行乡村自治。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宗族为单位,并且在乡村社会,宗族又与神明崇拜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割舍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考察、诠释地方宗族与神明崇拜活动无疑是我们认识客家乡村社会的主要楔入点。2000年8月份,笔对松源镇郊的圆岭、田心、寺边、五星四个村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重点考察了该区域的王氏宗族的发展历史及区内的圩市贸易与民间信仰等诸情况。     

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依据科举制度安身立命或完成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原既得利益群体,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厄命运。与此同时,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过渡时代的乡村权力网络、不同群体以兴办学务为契机分别置身其中,分享权力又相互争夺对权力的主导权。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又并非处在一种简单的“新”、“旧”对立或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当中。掩映于简单对立之下,实为地方权力资源因地域、时势等条件的差异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配置。学务场域内权力关系的变动折射出过渡时期乡村社会内部复杂的权力格局。     

驻村工作队与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基于乡村“公”、“共”、“私”三分领域的治理理论，以G省F贫困村为例，运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F村实证特征和问题分析，探讨政府（驻村工作队）与社会（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特征。研究指出，驻村工作队代表政府权威，领导并协助村两委工作；新乡贤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驻村工作队在项目确定、资金使用、村庄发展等方面协商互助，降低治理成本；村两委则以维持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为主，并领导/协助新乡贤参与村中事务。总体而言，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代表上层政府的外部政府权威，乡村精英代表乡村内生权威，二者作为“中间者”在乡村层面协作互助，实现“上、中、下相结合”的较为均衡的乡村治理。     

北京市就业者日常活动的时间利用研究——基于2007年与2017年调研数据的对比

时间利用作为了解人类活动与生活安排的重要维度,与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以往的时间利用研究从个体行为的角度透视了城市化过程带来的影响,然而少有利用交叉数据在不同年份对居民的时间利用模式进行直接的比较研究.本文基于2007年和2017年在北京进行的两次活动—出行日志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空间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了...     

从异化到共鸣：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向往的生活

以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例,从异化与共鸣理论视角探析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地理流动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以地理流动作为重新组织个人工作与生活的契机,尝试改变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抵抗自我在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空间、行动与物界方面的异化。尽管物理空间上的迁移使得他们断离了以往生活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在乡村生活中与自然世界、物质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共鸣中获得了幸福感与认同感。然而社会空间上的连结、社会体制的内化与现代生活惯习的延续让他们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脱离异化。同时,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现代化进程也使得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被动进入社会“再异化”的循环。异化与共鸣的多面性使得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迁移过程形成了多层异化与共鸣的生活实践。     

西北地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研究

以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河西村、马家堡村为研究区,采用生活日志调查、感知图像、访谈等方法,获取案例村乡村儿童一周生活日志调查数据、一周生活内容回忆图画以及访谈数据,揭示了西北地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时空间规律：①学校作息时间、家庭就餐时间是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间节律性的主要控制因素,游戏时间、看电视时间形成日常生活时间节奏的重要节点;周内与周末时间利用具有节奏相似性和内容差异性。②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空间类型有限,并且具有动态性,广场、院落周边是农村儿童户外生活的重要场所;③不同类型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在留守儿童与父母在家型儿童、男童与女童的差异。研究认为,应从社会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认识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社会排斥、非社会性行为从社会、心理两方面影响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行为。     

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

民间小戏,作为草根文化的代表,其产生、发展、兴盛与乡村社会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抗战爆发后,政治的强大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对乡村戏剧的改造就是其中之一。处于战争话语下的民间小戏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民间文艺中,融入到乡村生活中。本文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战争话语下草根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能方面的转变及其与政治在乡村社会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