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建构、维系与重构——评刘道超《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

无论是在宗教学领域还是在民俗学领域,民间信仰研究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民俗事象往往有民间信仰的成分,各种神灵鬼怪信仰广泛流布于民间,且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复合性。民俗学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视角有别于宗教学。在民俗学领域,学者们习惯于将民间信仰置于活生生的民俗生活中进行动态把握,注重民间信仰产生、发展的生活语境。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民间碑刻使用的文字传统与民俗传统——从民俗学与语言文字学交叉研究的角度切入

在民俗学与语言文字学交叉研究历代碑刻方面,水利碑是一种合适的对象。民俗学运用文献法和田野作业法对水利碑开展个案研究,通过自下而上的考察,揭示在我国长期运行的文字传统和民俗传统中,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水利碑怎样成为农民与自然灾害相处的"弱者的武器"。水利碑处于政府管理与民间自治管理的表层,其深层是农民将管理水渠流域之"形"、管理水日权威之"符",与合理分配用水的社会公平之"义"合成宇宙观,指导民间公平用水,结果是实现了国家水治与民间水治的互补。民俗学和语言文字学合作的碑刻研究能补充为经史典籍所不记载的传统民俗文化成分,获得民俗学或语言文字学单独从事碑刻研究所不能获得的新认识,因此双方可以共同拓展碑刻研究的方法论。     

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

以《民俗研究》刊发的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探索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走向,总结民俗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民俗学的研究传统是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继而结合对于民俗事件的跟踪,运用民俗学者的切身感受和身体经验,探究在动态的事件过程中得以呈现的民俗多元主体与多面相生活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民俗事件所对应的是民俗作为生活的存在形态,其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事象即民俗文化的层面,经由民俗学者的理论抽象建构起社会/文化共同体(民)与知识体系(俗)之间的联系。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理应成为民俗学学科的追求方向与立足点。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基于民俗学者深度访谈与文献对读研究

民俗价值观是民俗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并未建立起科学系统的民俗价值观体系。从民俗本体论角度出发,以"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为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将访谈资料与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对读"研究,来归纳、总结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对民俗价值的理论共识,形成对民俗文化当代价值的认识,是民俗价值观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研究表明:民俗价值存在于三个维度上,即对人类个体生活层面的规范价值;作为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价值;完整反映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分类

日本民俗学较为发达,早期日本民俗学又称为柳田国男民俗学。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民俗三部分类法在世界民俗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也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认为心意现象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才是民俗学这个学问的最终目的。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阐释那个国家的民族和当地人的心意现象。有形文化和语言艺术两个部分是为了达到调查和研究心意现象的阶段和过程。柳田国男的三部民俗分类法,奠定了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日本民俗分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民俗研究对象的变化。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韩国民俗学的研究倾向与问题探析——以丧葬民俗的变迁为例

韩国民俗学界研究方法争论的核心焦点可以分为"过去学""现在学""从属学科""独立学科",韩国学者们通过在民俗的根源性问题、原型论、都市民俗学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不断扩大对现有研究的批判。但是迄今为止对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分歧较大,学术上一直未达成共识。针对这一问题,在对韩国民俗学界研究倾向分析的基础上,以韩国丧葬民俗的变迁与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韩国民俗的研究应以文献考察和实地调查为基础,以多学科交叉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思路,民俗学者应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城乡变化趋势,对民俗文化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研究,使其更好地服务和引领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民俗:人类学的视野——以甘肃临潭县端午龙神赛会为研究个案

民俗学是一门通过对历史传承的、积淀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信仰与文艺等方面进行研究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现时生活关联的人文科学,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此,对民俗事象的研究,不能只限于从一个角度单纯地研究民俗事象本身及其源起、传承与发展的过程,而应是把民俗事象根据它们所置身的社会     

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读后

中国的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民俗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其研究进展似乎走到了某种困境。这些年,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往往是简单化了的)溯源研究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不断丰富民俗学这一学科知识…     

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之后的高丙中,为中国民俗学引进了"公民社会"这一先验理想的语境条件,并将民俗(学)实践的"双名制""合法化效力的策略",奠定于康德意义上的"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普遍化)检验"的最高实践原则,以及"非遗"作为实践判断力形式的"第三者"基础上,从而为把中国民俗学的先验实践理想与经验性理论方法之自我矛盾的学术范式,转换为先验实践目的论与先验认识方法论自我统一的民俗学实践范式,即实践民俗学,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和贡献。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民俗学的哥白尼范式CSSCI

现代民俗学起源于对已经丧失现实功能的传统民俗的抢救、保护,而随着全球化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侵蚀,现在连功能正健的民俗也在加速转换乃至消亡,当民俗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将彻底丧失全部传统对象的危机,"拯救对象",就成了民俗学者明确的集体纲领.也正是在此集体纲领的推动下,才有了"城市民俗学"等议题的出现.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农村旧传统中的旧民俗,抑或应该是城市新技术下的新民俗?是传统的风习、现代的时尚,还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我认为这个问题20年前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就已经解决了,亦即,"民俗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模式"的命题已经共时性地涵盖了农村民俗和城市民俗,乃至传统民俗、现代民俗以及二者之间的传承,只要专家之外、专业知识之前的日常生活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们共时性的生存基础.     

建立陕北民俗博物馆的探讨

民俗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民俗博物馆,又是社会历史类博物馆下的一个分支。对民俗学的研究,就国际范围来说也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我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人曾进行过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民俗学在我国的复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而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全国各地的民俗博物馆,是屈指可数的,民俗,顾名思义,就是民间的习俗,是     

民俗学在国际与代际之间的相互理解——对话福田亚细男

福田亚细男先生,前日本民俗学会会长,历任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新潟大学教授、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教授等职,现任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福田先生是日本"二十世纪民俗学"的代表,批判性地继承了"柳田民俗学",所提出的"地域民俗论""村落社会论"等具有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先生组织的中国调查项目历时二十年,对于中日民俗学人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研究员在日访学期间,于2010年9月3日对福田亚细男先生进行专访,旨在加深两国民俗学界的相互理解,本刊特配发福田先生的新作以飨读者。今后,还将不定期刊载对海外民俗学名家的学术专访,敬请留意。     

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

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五四文化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发展而来。钟敬文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同时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当代我国民俗学面临着五四文化模式所不能解决的世界文化多样性问题,也面临着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的精神文化建设问题,因而要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转向国家文化模式,促进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其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