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在场与日本女性禁忌

女性禁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女性禁忌突出表现为渔民社会中基于女性经血、生育形成的"赤不净"、"白不净"信仰观、以大峰山为代表的基于佛教教理"五戒"设定的山岳女人禁制,以及神道祭祀仪式下的女性排斥等。女性特有的月经、生育等生理表现,在民俗社会中被视为是不净、晦气、危险的发生源而予以隔离和排除。女性不净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创世神话。统观日本女性禁忌事象、民俗思想的存在和演变的主要脉络,可以发现其深层原因是男性在场和作为他者的男性视角起到了关键作用。女性禁忌得以确立是作为两性中另外一性的男性在场使然,男性宇宙社会的立场客观上对女性禁忌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其传承提供了土壤。当下研究中不乏将女性禁忌与女性歧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倾向,立足于民俗学的视角尚有可商榷之处。     

日本女性民俗研究述略——以女性视角的思考为线索

日本的女性民俗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在柳田国男的启蒙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逐渐形成了以濑川清子、大藤由纪(音)、仓石敦子(音)、波平惠美子、刀根卓代等女性研究者为主流的研究队伍。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感性,围绕自身女性的民俗,从以往女性仅仅被视为客体,转变为从女性主体的立场展开研究,采用主位—客位综合视角,尤其在婚俗、女性劳作、主妇权、生育持家、信仰禁忌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女性学者以女性的视角研究女性民俗,是日本女性民俗研究始终如一的特色所在。究竟何为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男性与女性视角的不同?是否存在只有女性才能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课题?这些是今后研究中亟须进一步明晰的问题。     

兰州交通民俗信仰与禁忌

交通民俗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出行习俗、信仰与禁忌构成了交通民俗的主要内容。兰州交通民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兰州人的交通活动与交通运作,而且也反映兰州人的生产、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兰州交通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从交通民俗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精华,推动和谐兰州大发展。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文本·信仰·再现:辰巳山庙会研究——以鲁中三镇缠足女性信仰生活调查为中心

缠足是中国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通过田野调查方法针对其信仰生活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2009-2011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博山区池上镇、博山镇缠足女性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对辰巳山及周边地区信仰风俗的调查,以及对由缠足女性及其亲属使用、保存的庙会手抄经卷的分析,尝试勾勒出当地缠足女性信仰生活的基本面貌,并揭示其在信仰习俗传承等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并表现出较为连续的发展脉络。整体而言,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1910s-1940s: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女性民俗研究;二、1940s-1970s:阶级分析法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与研究;三、1980s-1990s:主体客体化的女性民俗研究;四、2000年至今:"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经此四个时期,女性民俗研究的关注点从对女性民俗事象的关注转向对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过程的关注,这意味着中国女性民俗研究开始以局内人的视角切入对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关切。而这恰恰是当下的女性民俗研究存在的合理性之依据所在。     

民俗旅游语境中女性东道主与民俗传承

在民俗旅游开发背景下,旅游地女性东道主在民俗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民俗传承主体地位的形成,既源于旅游地社会男女性别角色与分工这一内在因素,亦深受民俗旅游中的性别消费文化以及民俗旅游村落人口流动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女性东道主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对女性东道主自身以及旅游地的民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疆哈萨克族女性民俗变迁

新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促进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在现代化转型中,哈萨克族由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逐步转向半定居、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哈萨克女性生产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新疆哈萨克族女性民俗变迁的梳理和探讨,分析其民俗变迁的动因,并充分肯定哈萨克族女性在民俗变迁中的作用。这对于促进哈萨克族女性的发展,实现社会性别公平、公正,共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浅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中的生命意识

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通过女性生理经验阐释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并肯定女性生命价值,反映出女性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与成长。     

维吾尔女性与人生仪礼探析

人生仪礼是社会民俗事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维吾尔人生仪礼对维吾尔女性有着重要影响,所以,维吾尔女性与人生仪礼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从维吾尔女性在人生仪礼这一重要民俗事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人生仪礼对她们的深刻影响方面来阐释二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即维吾尔女性传承、发展着维吾尔人生仪礼民俗文化,维吾尔人生仪礼民俗文化也深刻影响、塑造了维吾尔女性。     

山东蓬莱海洋民俗研究

蓬莱地处山东半岛北端,因“海市蜃楼”和“八仙过海”传说而享誉海内外。蓬莱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先民们傍海而居,以海洋生物为生,遗存下大量的贝丘遗址和海洋民俗,总结、传承了大量涉海生活的规约习俗。本文从海洋生产习俗、渔家生活习俗、海洋信仰与禁忌、海洋民间节庆等方面阐述了蓬莱的海洋民俗。     

民俗文化与女性社会地位--以畲族女性为例

世俗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是由权利、金钱等决定的;辈分、道德、才华等,也是构成人的社会地位的要素。此外,中国历来有从生理性别上确定女性地位的民俗传统,女性家庭成员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堆在畲族民俗文化研究中,我们发现：畲族女性有较高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而畲族女性的地位,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民俗文化是民众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显示其鲜明的个性。本文试图从女性视角审视畲族民俗文化,并对民俗文化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作一考察。     

论"民俗问题"与"辨风正俗"

民俗是人类社会长时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习俗惯制、礼仪、信仰、风尚等民间文化传承现象的总和,是经群体或社会约定俗成并流行、传承的民间文化模式,是规范个体行为、社会秩序和调解社会心理的非主导性生活模式。民俗作为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样式的复合模式,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社会文明进程的基本要素,具有对社会生活制衡与调控的功能。     

明清民俗与物流发展探究

我国历史悠久,在人民的传承文化中逐渐形成了最贴切生活的一种文化——民俗,我国古代民俗可谓丰富多彩——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民俗,很多民俗一直沿用至今,或与今天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以温州市为例

一、女性民俗概述 民俗作为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经由历史凝聚、传承下来,是千百年来人类代代相传的社会生活经历和经验的沉积物。民俗的实质表现了极自然的人性、人情,可以说民俗文化有着最彻底的真实意义。而运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我们看到女性民俗在社会文化中的真实存在。人类学家认为,基于男女两性在生理、社会方面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规范中引起了生计分工、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角色等方面的两性差异。     

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

当代社会,传统民俗日趋衰微,许多民俗的传承途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伴随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媒体日益深刻地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民俗传承母体渐渐消失。与此同时,多种新的传承媒介替代了传统的传承模式,民俗不再是无意识的传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生产过程。这导致民俗朝向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方向发展,民俗学研究对象因此也面临转型。     

女性民俗：性别的民俗文化透视——与邱国珍、李文、吴翔之等讨论

文章针对2008年《民俗研究》第一期中《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一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研究的女性民俗、女性民俗文化概念和问题,讨论提出女性民俗在性别民俗中独立存在可能性问题,以及女性在性别民俗中的内涵发现与理解,并由此分析女性民俗概念表述乏力的原因。     

聊城木版年画生产传承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学术界对于女性研究的不重视,导致了学术研究中的女性知识与女性话语的缺失,民间艺术生产中女性艺人的研究更是如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不足,源于社会性别制度对于女性的歧视,也与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现实、女性从事辅助性工作、不喜抛头露面等有关,其劳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或认可,导致了学术界及当地民众对女性艺人的选择性"忽略"。考察聊城木版年画生产及传承中女性艺人角色,了解当地女性艺人在年画生产中的性别显现、参与的方式与途径、传承中的角色等,可以发现女性艺人在年画生产中的贡献或者扮演的角色比我们原本所知要重要许多。     

敦煌写本中的人神禁忌

作为中国医学的最具代表性的疗法,针灸和艾灸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学传统的重要传承,也与各个时期及地域独特的文化、信仰与习俗息息相关。在存世的敦煌写本中就保留了大量与针灸、艾灸相关的文献,其中涉及到大量"人神"禁忌的内容。人神这一概念与整个人神禁忌系统虽然都可溯及早期的医学典籍,但除此之外,敦煌写本中的人神还加入了隶属于民俗范畴的禁忌方式,在禁忌体系、文本载体两个层面带有阴阳术数等浓重的民间色彩,这也与唐宋之际民间信仰蓬勃发展及敦煌本地阴阳家的推行有关。     

《论藏民族寄魂物信仰中的生命观》（英文）

不同人群对于生命、自然、以及社会的认识与观念都可以在其信仰、禁忌中得到清晰的表现。在青藏高原,原始崇拜、传统观念等保留着比其它地域更为强盛的生命力,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还存在着大量关于寄魂物信仰的文化遗留。虽然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时期几乎都存在过关于寄魂物的种种禁忌和信仰,但藏民族深刻的寄魂物信仰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尤其是带上了明显的宗教色彩和等级观念,并在今天依旧虔诚遵守寄魂物信仰的种种禁忌。本文即以寄魂物信仰这一传统民俗事象的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藏民族寄魂物信仰的某些表现、行为、规律的研究,探访藏民族的内心世界,进而探讨其独特的生命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