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神崇拜:儒家的大自然敬畏思想

对自然物、自然现象的困惑、恐惧,以自身类比方法,远古人想象出了种种神灵,产生了多神崇拜.夏商周时代,多神崇拜演变为统一至上神即天神崇拜.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学,接纳了天神崇拜观念;西汉中叶之初,董仲舒代表的儒家集天神崇拜观念之大成,创立了系统的天神崇拜思想体系.天神崇拜实质上是自然力崇拜、大自然崇拜,它凸显了儒家对大自然的敬畏思想.     

喜洲十六村的本主信仰与身份认同

同现实生存空间相对应,喜洲白族的本主信仰空间从族内和族际两个层面突出地表达了喜洲人的身份认同。在族内认同的层面上,喜洲人通过对大理白族地区最为尊贵的本主的选择与集中,在其与"山脚海边"村落的对比框架中,建构了其作为区域性信仰"中心"的位置。在族际认同的层面上,喜洲的本主信仰则通过接受异文化的元素而表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反映了喜洲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     

民间信仰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当代建构——对茂名“冼夫人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冼夫人信仰”是茂名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这种民间信仰在当地的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考察民间信仰及其在当地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乡村社会对传统资源的再次塑造和利用。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     

社神崇拜与社区重构——对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的个案考察

民间信仰不仅是维系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对于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和矛盾,充当社会转型的润滑剂。以传统社神崇拜为例,虽然当前现代化、市场化等外部力量使其在结构—功能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民众仍可借助传统社神崇拜资源,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利益结构的调整,并重新界定社区的地理、心理边界,激发当地居民对地方的热爱和认同。不仅如此,社神崇拜还为恢复地域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力提供了有效途径。这充分反映出民间信仰对于培育现代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信仰、图腾与崇拜精神的牦牛

在藏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牦牛从藏民族原始的崇拜物,伴随着神话、传说、宗教等,经历不断发展和演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古老而又现代的牦牛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深深根植于藏民族的民间信仰、祭祀、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自备方方面面,还直接影响并形成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吃苦耐劳的精神品格。     

集体记忆视域下的绍兴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集体记忆是有着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和人们的乡愁情感,是传统村落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本文以绍兴市五批共2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各村落的集体记忆及其保护和利用现状进行调查梳理,提出乡村规划和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对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

乡村信仰活动之中有“常”与“非常”之别：以家庭为单元而进行的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村落为单元、以村际互动为特征的跨村落庙会活动，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社会常态的特殊文化情境，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非常状态”。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凝聚与强化。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洼子村民间信仰为个案，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民间信仰“常”与“非常”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机制，以及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的意义。     

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历史变迁与民众生活——以民众对民间信仰的构建为中心

长白山信仰是具东北特色的山神信仰文化之一,也是长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白山信仰经历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时代,发展为物格神崇拜、人格神崇拜,历史上帝王封禅、民众祭祀是推动长白山信仰不断演化变迁的推动者。近代以来,长白山信仰发生了变化,从官方信仰空间转换为民间信仰空间,其发挥了调节心理、整合地方、规范道德等社会功能。以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关系为视角,考察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发展及内涵的变化,发现在长白山区一带,广泛存在对长白山山神的祭祀和崇拜,其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原始农耕信仰与祖先英雄崇拜的现代展演——湖南新晃侗族傩戏“咚咚推”调查

有"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之称的傩戏"咚咚推"保存了侗族先民遗留下来的多种傩戏剧目,向世人展现了侗族人民各种繁复有序和神秘有趣的习俗,是侗族先民原始农耕信仰的现代展演;"咚咚推"以盘古大王和飞山大王为傩神,除了在表演时对傩神举行各种请、迎、会、送的舞祭仪式外,演出的剧目也表现了作为移民后代的天井寨人为增强家族凝聚力而保持的祖先英雄崇拜。"咚咚推"作为天井寨人独有的一种戏剧形式,为研究南方民族在迁徙过程中的文化传承与文化交融提供了极为难得而生动的活动文本。     

布依族信仰民俗中的和谐村落理念——大盘江村的两个案例

当我们陷入“发展与环保”的困境,而不得不引入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时,我们可曾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看看是否有可供借鉴的智慧？本文通过布依族自然村寨——大盘江村的两个案例,肯定地告诉我们：有。     

山西汾阳太符观壁画所揭示的村落民众信仰

有文献可考的画像,可以利用文献的线索建立对画像的解释,而无文献可考的画像,又该如何解释？事实上,画像中某些奇特因素的出现,与当时的地域、风俗、流行等因素密切相关,是时代思想风气的特定反映,正如邢义田在《汉图解渎方法试探——以“捞鼎图”为例》一文中所说：“特定的风格、美学标准和品味表现都大有助于了解所谓的集体文化意识,也大可帮助我们判断时代、地域、社会阶层或民族文化的差异。”本文即通过壁画来探讨村落的民众信仰等种种问题,不当之处,祈望方家修正。     

民间信仰与客家历史记忆的建构——以宁都县汉帝信仰为例

自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发表后,客家学成为一门显学,倍受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罗香林先生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认为客家是中原汉民族南迁后在闽粤赣形成的一个民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原说”受到了重大挑战。换一个角度而思,房学嘉先生提出的客家形成“本土说”和谢重光先生深化的客家形成“混合说”,显著地丰富了罗香林实际奉行的“中原移民说”。主源于中原移民的客家形成说,在本文关于客家人通过民间信仰建构历史记忆的田野资料,可以管窥一斑。     

没落的民间记忆——甘肃省礼县盐官镇盐神庙及其庙会考察研究

甘肃省礼县盐官镇的盐神庙及其庙会历史悠久,包含有许多民间记忆,盐神庙虽只是简单朴素的三座院落、两塑神像,但却是盐官镇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从盐井业历史之久、盐井对当地盐民的作用以及复杂的水盐制作过程可以看到其深刻的渊源;神圣的祭拜仪式和祭祀圈、信仰圈又彰显了盐神庙及其庙会的信仰是生存技术层面的信仰,这种信仰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传承了下来．实现了人、盐、庙内部调控的和谐相处状态。建国后盐神庙及相关信仰逐渐没落了,如今,国家和社会都在试图通过各种措施来保护这种千年的历史遗产。     

村落中的"神"与"像"——山东民间臆造神信仰的现存形态及其社会意义

引言村落,是民众春种秋收,生息繁衍的聚居空间。村落中的信仰、禁忌、崇拜是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真实体现。走进山东的村落,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积淀形成的古老信仰、禁忌、崇拜,隐性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又以对“神”的敬祀供奉形式,显性地呈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节日庆典等活动中。“神”作为人们想象幻化出的事物灵魂主宰,是没有具体形象的,而在对神的敬祀供奉活动中,人们又需要一个表示对某种事物神灵敬祀的具体可见的崇拜对象,于是人们将抽象的“神”赋予了具体的形象。这便产生了大量作为神的象征、神的化…     

民间传说的记忆与民间信仰——以山西运城舜帝传说为例

舜帝传说在山西运城蕴藏丰富,以永济、垣曲、盐湖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在永济舜王庙与舜帝故里,舜帝信仰仪式基本湮灭,舜帝传说缺失;垣曲近年来重新建设了舜帝纪念物,重修舜帝庙,舜帝信仰仪式逐步恢复,在此过程中,舜帝传说强化与加固了民众信仰,盐湖区舜帝陵古庙会维系了舜帝信仰,传说兴盛,信仰普遍,仪式完备。在舜帝传说兴盛流传中,“超人间”叙事最为凸显,它是舜帝传说记忆的核心,也是舜帝信仰仪式的生长点。     

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以杭嘉湖地区蚕神信仰为个案的考察

近年来,民间信仰的跨学科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学术界不仅深入研究了民间信仰的性质、概况、特点等,而且也对其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广泛关注和积极探讨,但民间信仰的基本生存形态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笔者以杭嘉湖地区蚕神信仰为个案,通过长期的、深入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证明,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是当前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生存形态。     

好莱坞电影·历史记忆·历史重构——以《阿甘正传》为个案的考察

《阿甘正传》是一部以战后美国历史为题材的影片,它运用对比和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各种高科技手段,通过植入新的历史背景、重新包装以及有意或无意识的删减和遗忘,将对战后历史尤其是1960年代激进社会运动的表现、遗忘和重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阿甘个人的成功经历和美国传统家庭观念、道德观念的重要性;放大了反主流文化运动、民权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邪恶形象;过滤或删除了1960年代初美国青年反叛运动中纯真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青年人谋求在体制内进行进步主义改革的尝试。影片在重建过去历史和传统价值观中,在特定时代的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作用下,被纳入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语境中。     

乡土艺术与村落语境的互动关系——以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为个案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乡土艺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与村落生活空间关系密不可分。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作为一种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样态,长期以来以鼓乐队的表演形式和言传身教的口头叙事为主要传承方式,以庙会节日等重要空间为表演场域,蕴含着村民特有的精神旨趣及心理图式,对村落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厂村村落日常生活也逐渐发生着都市化的转变,传统的村落社区空间和文化传承空间日益受到冲击。面对现代生活方式与国家政治的双重"改造",官厂村长勺鼓乐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