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沉浮：明代锦衣卫世家骆氏兴衰史

锦衣卫是明代一个性质极为特殊的军事机构,拥有广泛而重要的权力。原籍湖广永州府宁远县的骆氏一家,先后有三人执掌锦衣卫,分别是任职于嘉靖初期的骆安,任职于万历末年至天启前期的骆思恭,以及明朝最后一任锦衣卫掌印官骆养性。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不少家族数代在锦衣卫任职,但像骆氏这样三掌卫印的锦衣卫世家还是比较罕见。由于官私典籍中的相关资料非常稀少而且不乏舛误,目前骆氏这个锦衣卫世家的基本情况尚处于若明若暗的模糊状态。作者尝试缀合相关的零散史料,对骆氏历代职位传袭及履职情形作比较系统的梳理,厘清了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史实。     

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

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     

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     

飞鱼服与绣春刀——明代锦衣卫制服速写

飞鱼服是明代锦衣卫所穿着的公服,绣春刀是他们佩带的武器。“身穿飞鱼服,手持绣春刀”是他们最明显的两个特征。在明代,飞鱼服除了作为锦衣卫的公服之外,同时还代表着荣耀,只有蒙皇帝恩赐的人才可以穿着,它是仅次于蟒服的一种赐服。     

明代勋卫与散骑舍人的制度特性

明代的勋卫与散骑舍人是宫廷侍卫中的特殊成员。明初,勋卫、散骑舍人均从勋贵、都督、指挥等中高级将领的子弟中选任,并铨注于锦衣卫衙门,职在带刀随从帝王朝会。明中期之后,散骑舍人渐不授,而勋卫演变为勋爵应袭子孙例授之职,与勋爵承袭制度密切相关。至嘉靖、隆庆之际,朝廷尝试扩展部分勋卫的职权,但总体成效不显。勋卫、散骑舍人制度是明代多种国家制度的结合点,体现了明代军政体制中的贵族特征。     

明代的特务机构——厂卫

在中国,最早的特务机构,恐个白要数明代的“厂卫”了。“厂卫”直接隶属于皇帝,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厂卫”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统称。最早建立的是锦衣卫,锦衣卫原为皇帝的亲军侍卫,后来从中分出一支“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专门奉皇帝的命令察办各种案件,并且权力范围越来越大。     

明代"九边"镇守内官考论

"镇守内官"是明代边疆军事管理体制的独特现象.永乐朝内官出镇边地,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虽然内官久已经营一地,但"镇守"的名义则可能自仁宗始,这是对前朝内官"理边"旧制的一种承认与固定.到宣德时,除了设立较晚的延绥镇,其他八边都已差派内官镇守,但镇守内官的职权却大大收缩.由于内官身份的特殊性,其腐败对边镇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强烈.随着文官势力的扩张以及"九边"完善的统治体系的建立,内官存在的政治基础也逐渐消失.在经历了正德朝的动荡之后,这项制度最终没能逃脱被裁革的命运.     

明代南京御史住宅与“重堂式”形制

明代南京都察院御史住宅位于太平门内的三法司官宅区御赐廊街,明初由官方建造管理;约160年后,军民占为己有的现象普遍。对此,嘉靖十三年(1534年)开始进行清查。这一过程及结果被记录在《南京都察院志》和《留台杂记》中。首先,考察了御史住宅小区布局、构成等空间特征;其次,梳理了御史住宅建设管理历程,揭示了住宅所有权在官、民之间的转换关系,并认定御史住宅的官式性质。其后,通过对26座御史住宅的平面复原研究,发现其基本布局模式采用"重堂式",即强调住宅进深方向的厅堂庭院空间之贯通、一般不带厢房的布局方式。最后,结合多座明代住宅遗存的分析,认定重堂式是当时较为普遍使用的一种住宅模式。以上研究对于我们真实认识明代官宅民宅关系、住宅形制类型等具有积极的贡献。     

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与＂土司＂

今甘青地区在明代时是否设有“土司”,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朝中央政府在今甘青地区设立的土官进行了梳理,并与西南典型土司制进行比较,认为明代今甘青地区广泛分布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     

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

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敕书、关防、旗牌是明代官员行使权力的必备之物。明代镇守内官不再仅是皇帝的家奴、亲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地方管理的公职人员。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明代九边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新探

明代九边延绥巡抚是驻守边疆的重要文臣。该抚始设时间与辖区之变化,学界观点各异。本文认为“参赞延绥军务”与“巡抚延绥诸处”不能一视同仁,前者并非延绥巡抚之始。天顺二年（1458）,徐碹巡抚延绥方为是抚首任。其辖区经历弘治三年（1490）和嘉靖九年（1530）两次变动。     

明中后期吏部司官分省与官僚政治

基于地域平衡理念,明代吏部司官有每省一员、照省推补的分省惯例。这一惯例的形成及其在明中后期的应用、发展和严格化,与各省官僚群体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此惯例的发展稳固,又不断培育着官僚群体的乡党意识和参与意识。皇权、吏部在吏部司官选任中的制度性、机构性权威逐步减弱,各省乡党逐渐掌握了从吏部司官到巡抚、提学、翰林、科道等官缺的选任主导权。权移于下、同乡为政的乡党化趋势,令晚明政局中的皇权、吏部、乡党等各方呈现难以整合的对立趋势。     

土官政治与边防机制：明代前期川西北地区的国家治理

从洪武中期到宣德前期,是明朝接触、了解并制定川西北边略政策的重要历史时段。中央与边地军政机构不断协商与规制治边方略,为有明一代川西北的国家治理模式奠定基础。一方面,明廷的边地军管架构逐步成型,行政区划多有调整,卫所制度渐趋成熟,并表现出向省镇营兵制转变的倾向;另一方面,明廷仍仰赖地方土官进行羁縻统治,土官亦发挥能动性,利用中央王朝的制度空间最大化地方利益。土官政治逻辑与边防机制演进,是认识明代前期川西北权力格局动态变化的关键视角。     

方志所见明代地方道官的选授及演变考述

明代地方府州县道官普遍设置于洪武十五年,国初定制,以地方保举-礼部考试-吏部注授的程序选授,以道法修明为标准,至景泰年间偶开纳米授职之例,到成化朝,纳米授职在时间、空间上广泛开展,地方道官成为开放性职位,孝宗朝稍稍收敛后,在武宗朝以后成为选授的主流方式,地方道官的选授生态因而被破坏,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了整个道官体系。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

明代是贵州逐渐建立王朝直接控制下地方流官政权体系的重要时期,但发展的过程却较为缓慢。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空间分布和运作模式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流官政权是在卫所制下逐渐建立起来,或者采取“军政合一”的流官政权形式,改土归流的进程也是渐进而漫长,这些决定了流官政权存在设置上的依赖性、政权体系上的不完善性、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等特点。     

从《宝贤堂集古法帖》谈明代中期帖学的兴盛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山西历史上晋藩集刻的一部大型丛帖,也是明代中期法帖佳作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这部法帖的成帖过程和内容择选等,探讨帖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情况,再一次证明应该给予《宝贤堂集古法帖》在中国帖学史上重要的地位和应有的评价。     

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

自明中期起,赣南社会掀起一股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地方官的倡导、地方绅士的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赣南社会出现这股热潮,表明了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士绅化”的心态。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虽然是中国人祈福求祥心态的自然反映,但并非单纯是风水术上的一个发展问题,更不是赣派风水发源地赣南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以来南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明代的饮酒风尚与瓷酒具

国酿酒相传始于夏禹时代的仪狄,商代酒具已相当丰富完备;爵、角、斝、盉、罍、卣、壶、觚、觯、尊、彝、勺、觥等,酒具造型产生了垂范式的影响,后世礼仪使用的酒具大都保留了商代特征,[第一段]     

明代官刻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

明代官刻农书,指的是在明代官员主导或参与下刊刻的农书。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官刻农书的数目在51种左右,刊刻次数则约为68次。这些农书在官刻过程中,构筑了从获取到校订再到刊刻与流传的关系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农书得以传播,书中所载的农学知识亦得以散布。一方面,旧有的农学知识与私人的农学经验通过农书的官刻而重现与"公共化";另一方面,官刻农书更加强调有关教化与治理方面农学知识的传播。     

从明代方志看王艮学说的“正统化”

泰州学派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又被称之为"左派王学"。在中国传统多元社会,王艮学说流布之广、影响之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存在着"正统化"趋向,获得具有儒学教养的官绅的认同。王艮学说"正统化"在明代方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百姓日用即道"成为明代《泰州志》编纂主旨;二是王艮卒后归入方志"理学"传;三是王艮祭祀列入地方祀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