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主要方面。政治上,黄帝实现了"统一",并为巩固"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经济上,黄帝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黄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权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远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实是司马迁兼采先秦、秦汉不同时期的史实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结构种魂”:曾鲲化《中国历史》研究

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是20世纪初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图,皆大量取材于日本明治时期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贯彻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宗旨,在编史架构、新词入史、图像入史等方面深刻影响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取径,在同类文本中尤具示范意义。曾鲲化是近代中国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事和绘制黄帝肖像者,对20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具有先驱作用。曾书的时代性很强,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不仅是一部史学作品,也可视为政治教育读本,然而它本身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最终摆脱不了时尚者易过时的尴尬处境。     

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汉文帝“除诽谤妖言诏”发覆

<正>关于汉初法律中的诽谤妖言,学界普遍认为,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废除了"诽谤妖言"之法。然而,既然废除了该法,为何武帝时期又出现大量诽谤妖言案呢?对此疑问,沈家本认为:"文帝特诏除之,可谓盛德。而其后复设,大约在武帝时张汤之徒造作苛法。"(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5页)他认为文帝废除"诽谤妖言法"后,在武帝时期有过一次"复设"行为,并把矛头直指张汤、赵禹。对于沈氏的说解,学界多信从。然而,武帝复设其法,于史无征,却兴起了一系列整治"祝诅"、"巫蛊"的案件。由此看来,"诽谤妖言"在文帝至武帝期间的兴废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习俗,仍有颇多未发之覆,本文尝试对其加以探讨。     

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中国古代使用年号纪年的起始时间,历史文献记载十分模糊,作者推测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此前武帝建元至元封诸年号,都应出于事后追记,主要用于史官记述往事。这一点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但《史记·封禅书》清楚记载中国历史上首次用年号来追记以往的史事,系首倡于汉武帝元鼎三年,武帝初年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这几个年号,即拟定于此时。因此,后代流通的带有上述年号的器物,均应出自赝造。本文即基于上述认识,对近年出现的所谓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加以辨析,逐一指证其荒谬。     

贾南风与西晋政治

西晋前期,以贾充、贾南风为代表的贾氏集团的势力处于政治的漩涡中,其浮沉升降浓缩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本文考察了贾南风立为太子妃时的政治背景,并对其为太子妃和皇后时期的活动进行了梳理,以期透过贾南风的活动轨迹,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时的政治风云。一泰始年间,晋武帝为太子司马衷选妃。在可供选择的卫、贾充二女之间,武帝曾分析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①。对比如此强烈,武帝却合卫氏而取贾氏。可以看出,在太子妃问题上存在着较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作为“贾氏终…     

“岳父”源出唐代

“岳父”一词其实比“爸爸”一词更含有敬意。唐玄宗李隆基的一次泰山“封禅”中,中书令张项做“封禅使”。“封禅使”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于是,张就借机把自己的女婿郑镒由九品超拔为五品。唐玄宗察觉此事之后,当面质问过郑镒。弄得郑镒面红耳赤,无言以应。     

古代目录中史部故事类到政书类的演变

故事本意系指旧事,司马迁继承其父遗愿时曾表示:"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以后又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①从对旧事的引录叙述,渐指旧日事例及前朝的典章制度,《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是时,宣王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材置左右."又《汉书·苏武传》:"卫将军张安世荐(苏)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使命."故事意指典章制度,史志中一直沿用至明代.     

《宋武帝传》评介

正宋武帝刘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虽出身底层,却亲手终结了东晋政权并创立刘宋,从一名低级军官一跃而成为南中国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晋宋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张金龙教授所著《宋武帝传》2020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付梓,收入该社"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该书以刘裕为中心,将其置于晋宋鼎革历史大背景之下,客观呈现彼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变局与南北方军事斗争过程,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刘裕传记。该书正文共十五章,兼有结束语及附录,     

《汉书·地理志》所记先秦地理与石峁城为上古帝都之解读

秦汉"上郡"之"上"是对黄帝之敬称或避讳,因黄帝陵所在和黄帝生前活动之地即为上郡。《汉书·地理志》远绍《禹贡》和《周官》,其所记秦汉上郡与其境内的有关遗迹及地名应该都是周代的地理,保留了存留在周人记忆中的关于黄帝部族活动的历史信息及周人早期兴起与迁徙过程的重要信息;《汉书·地理志》等史书互相印证,反映出秦汉上郡曾为黄帝部族活动的中心地,以及黄帝部族后来向南迁徙的历史事实;石峁城作为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以及其与上古史之紧密联系和巧合,称其为上古帝都应该是名副其实。     

清华简《五纪》中的黄帝故事

正黄帝是历史记载中第一位上古帝王,被后世尊奉为"人文初祖"。战国秦汉时期,有关黄帝的故事流传甚广。先秦史书《左传》《国语》,以及《管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对其事迹均有描述。到了汉初,由于统治者对"黄老"之学的重视,以黄帝为背景题材的文献更是盛行一时,并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均著录有"黄帝书",根据学者统计,竟有31家、589篇(卷)之多~([1])。     

「黄帝问道」的现实化与崆峒山的文化景观

「黄帝问道」是《庄子》中的一则故事。崆峒山在唐代(618～907)就已经出现了以「黄帝问道」为主题的建筑、石碑、石刻和道教化景观,这是将「黄帝问道」传说现实化的具体表现。随着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积累,崆峒山的化景观围绕「黄帝问道」传说有了地域性的规模和共同的主题。本是从学和人地理学的两个角度出发对这一形成过程所进行的分析。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

晋初宗室势力与皇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晋武帝时代先后在泰始、咸宁、太康年间三次分封、调整诸侯王,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晋武帝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权力结构的转化,并成功地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     

汉武帝时期的改革与酷吏政治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是为了解决武帝朝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而兴起的,酷吏政治与汉武帝时期的行政、监察、司法、财政改革密切相关。武帝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元光至元封年间,以元狩后半段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的改革中,汉武帝主要对文景之治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解决,酷吏逐渐兴起;在后一时期,新矛盾随着武帝个人宏图大略的展开而逐渐激化,更重大的改革被推行,酷吏政治达到顶峰。随着汉武帝各项改革的完成,酷吏政治最终走向衰落。本文旨在对酷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相关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与阐释。     

汉武帝求仙之路探析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措施,促使西汉社会繁荣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这位千古大帝晚年却沉迷于神仙方术,同样对西汉社会各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汉武帝精神世界入手,通过梳理"泰山封禅"、"亲寻蓬莱"、"服食仙丹"等求仙道路,可以探究其思想渊源以及求仙举动对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     

议张汤仕途之路相关问题

张汤是西汉武帝时期重臣,《史记》列为酷吏之魁,大致出生于西汉文帝中后期。张汤生于刀笔吏之家最终位极人臣,其政治生涯始终与西汉中期情势紧密相关。张汤所主导的一系列政策对武帝前期具有重要影响,其秉公执法精神是其能成为武帝前期重臣的主要因素。     

“经学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览

正2018年12月1—2日,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经学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市筼筜书院会议中心召开。海内外29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多个方面进行发言及讨论。本次会议展现了经学政治研究之新进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经学政治之奠基。汉朝自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经学兴起,其目的在于通经致用。儒学既为官学,欲明经学政治之情形,必要基于制度层次研究儒学之变化,制度     

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六经》与吴越兵学

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六经》与《国语·越语下》的文句有颇多重出互见之处,《十六经》文本是采用了兵阴阳家“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套子,借鉴了《国语·越语下》中的吴越战争故事,在吴越之地兵家影响下而成文的。吴越之地伍子胥、孙武、范蠡的军事思想,均与帛书《十六经》有着密切的关联,兵家术语与兵家思维方式在《十六经》中得到了大量应用,吴越地区兵家文献中的黄帝故事也与帛书黄帝形象的塑造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这些都昭示出《十六经》与吴越兵学的密切关联。     

郎官制度与汉代儒学

郎官系统是战国秦汉间发展起来的一支庞大的近侍官僚系统,在大一统郡县制确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兴至武帝时期,内外朝格局渐分,作为近侍官僚系统,其职能得到了质的提升和扩展。在武帝以内御外的政治格局中,不仅参与机枢,议决朝政,更承担起构建帝国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任务。他们对汉代儒学的独尊、不断统合、扩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封建皇帝封禅略论

在祭教合一的封建时代,皇帝举行隆盛的封禅典礼,既是构成皇权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普遍逻辑性法则和终极依据,又是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须的文化表征.在儒学思想演绎和阐释下的封禅仪式过程和象征意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构建,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