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正隆元宝

公元11世纪的金王朝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以女真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女真族完颜部落首领完颜阿骨达,收国元年(1115年)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建立金朝政权。之后女真民族便在此开拓疆土。金灭辽以后女真族统治者为了便于加强政权的统治,金贞元二年(1153年)放弃原都城上京,迁都燕京(原辽陪都南京,今北京市),在此旧基之上动用民夫80万、兵夫40万进行扩建。一年内修建成金中都。     

从荆州驻防八旗看清朝的旗民分治政策

清政府入关之后,为巩固已有的成果,在全国大部分地方设立驻防八旗。从驻防八旗在荆州的一系列活动,如修界城、建满城等可解清朝的旗民分治政策。旗民分治是满族统治者维护自身特权,保持本民族各种传统的产物。     

古代两河流域早期王衔的沿革与国家形态的演变

古代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一般都拥有许多头衔和名号,有些头衔反映了统治者与神灵的关系,有些头衔则反映了国王的权势。^④古代两河流域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都致力于开疆辟土和拓展势力范围,国王的权势往往体现在其控制的疆域面积上。国家版图的扩大往往会引起国家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国家形态的演变,上述变化往往体现在彰显国王声威的头衔的发展演变上。因此,本文拟追溯早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城邦争霸阶段(The Period of Struggle for Hegemony,约公元前2600—前2350年)以及阿卡德王国(Akkadian Kingdom,约公元前2334—前2154年)与乌尔第三王朝(The Third Dynasty of Ur,简称Ur III,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时期标志统治者权势的头衔的历史沿革,来考察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情况。     

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

蒙元时期的统治者,虽然消灭了西夏王国,但是对西夏的上层人士及西夏的僧人仍有相当宽容的民族政策,彼时原西夏王朝辖地被划为西夏中兴行中书省,宁夏路总管府,后并入甘肃行中书省.     

从游民头领到专制帝王──朱元璋新论之一

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个朝代和国家,其中除了西东汉、西东晋、北南来是同姓之间带有承续性的政权之外,其它都是由异姓的新统治者开辟的新王朝。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这些王朝第一代统治者的家庭经历、文化教养、倔起过程等,便会发现,他们大多属于两类群体。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朝的创建者;后者如隋、唐、五代时的后唐、后晋等朝的创建者。另一类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后者如刘邦、刘备、刘祖、陈霸先、赵匡肥等;前者如朱温…     

1874年西班牙王朝复辟前后的八种人像银币

古老的西班牙王国位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公元前9世纪凯尔特人从中欧迁入。公元前8世纪起,伊比利亚半岛先后遭外族入侵,长期受罗马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的统治。西班牙人为反对外族侵略进行了长期斗争,1492年取得“光复运动”的胜利,1516年卡斯蒂利亚女王胡安那和王夫菲利普一世的儿子查理（西班牙文名：卡洛斯）以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外孙资格继承卡斯蒂利亚、     

《库莱讷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

《库莱讷敕令》是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颁布的一道重要法令,该敕令颁布于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叛乱迭起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颁布有明确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义务,增强统治集团凝聚力以巩固新建王国的目的。《库莱讷敕令》所强调的君臣一体理念建立在法兰克人“君臣协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之上,该传统自法兰克王国立国之初即已实行,并非秃头查理时代独创。而且,这一政治传统被部分西方学者赋以“共识政治”的理论名称并予以学术化的阐释。该理论以“君权神授”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王权与教俗贵族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之上建构一种“一体化”的和谐状态,以此维系王权在政治格局中的中心作用。《库莱讷敕令》竭力呈现此种理念,在颁布之初起到了黏合统治阶层并使之“一体化”的作用,但在秃头查理崩逝后,因王位继承危机导致王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状态不复存在,《库莱讷敕令》所蕴含的“君臣协治”且平衡一体的原则无法延续,其凝聚封建国家的作用亦戛然而止。     

阿卡德时期印文类型研究

在经历了早王朝阶段漫长的发展之后,两河流域文明的滚印在阿卡德时期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表现出了全新的特点:印文的使用变得更为普及,图案内容更为复杂,类型更为多样。阿卡德王国是两河流域首个统一地域国家。印文的这种发展状况与阿卡德王国领土持续扩张、王权观念日渐强化、国王采取一系列手段确立和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密切相关,是统治者为增强被征服地区和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感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之一。     

北魏与元朝“汉法”推行及其成效之比较

正美国学者魏复古提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与"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理论,将十六国、北魏等王朝作为"渗透王朝"的典型代表,认为"渗透王朝"的特点是刻意模仿与吸收汉文化,最终被汉族所同化;而辽、金、元等王朝则是"征服王朝"的典型代表,其特点是上述朝代的统治者们并非仅仅进行汉化,而是着力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且与汉文化互相作用1。     

宋代坑冶政策与坑冶业的发展

宋代坑冶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远迈前代,取得较大进展,这与其政策演变中的某些进步趋向不无关系。宋王朝和它的前代统治者一样,认为山林之利无条件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因此对坑冶的基本政策是官府垄断,禁止私自采铸买卖。然而,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坑冶政策,在官府垄断的前提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这种控制呈现出放松的趋     

1874年西班牙王朝复辟前后的八种人像银币

古老的西班牙王国位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公元前9世纪凯尔特人从中欧迁入。公元前8世纪起,伊比利亚半岛先后遭外族入侵．长期受罗马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的统治。西班牙人为反对外族侵略进行了长期斗争,1492年取得“光复运动”的胜利．1516年卡斯蒂利亚女王胡安那和王夫菲利普一世的儿子查理（西班牙文名卡洛斯）以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外孙资格继承卡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瓦格纳等国的王位,是为卡洛斯一世。     

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

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网状分布形式构成了商代的聚落模式。这种聚落模式体现了商代统治者“体国经野”和“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模式体现了商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城的修建和内部区划体现了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聚落群的形成体现了商王朝聚落迁徙的全民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王朝强大的政治强制性。商代聚落模式还蕴含着统治者关注农业生产和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聚落内经济区域建设的因素:商代聚落体系的择立要素和聚落内涵体现出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经济景观,商聚落体系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体现了聚敛矿产资源的经济管理景观。商王国及各方国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从属与依赖关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商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论墨洛温王朝时代高卢的社会性质

墨洛温王朝时代(507—751年),高卢社会性质如何,史学界尚无定论。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包括法兰克王国在内的“蛮族”王国都是“新型封建国家”。我认为高卢地区虽然此时奴隶制经济正在解体,社会阶级正在分化,但是其上层建筑(主要是法律、政治制度)仍保留着罗马帝国统治时代的基本特征,因而墨洛温王朝统治的法兰克王国仍是奴隶制国家。     

金朝功臣配享述论

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在奉行尊孔崇儒、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配享制度。金朝帝庙配享的功臣总数和每个帝庙配享的人数都远超宋朝,武将占居配享功臣绝大多数,配享功臣的民族分布呈现多元状态,并且存在为开国前的未实位"帝王"配享,以及父子、兄弟相继配享的家族配享。这种独具特色的配享制度恰是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治文化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例证,既是对本王朝正统的一种昭示,也是"中华一体"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充分展示了金朝作为一个北方多民族王朝的特质,同时也发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日益丰富多彩。     

雪域遗珍 神秘的古格王朝遗址

正古格王朝是西藏历史上一个神秘的王朝,它是吐蕃王室后裔在吐蕃西部阿里地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统治范围最盛时遍及阿里全境。古格王朝崇尚佛教,多次派人到克什米尔学习和翻译佛经,王朝历经数百年不衰。然而,拥有如此成熟、灿烂文化的王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消失,给人类留下不解之谜。随着不断发掘的雕刻、造像及壁画,让我们得以一睹这个神秘王国曾经的辉煌。     

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

在加洛林时代早期的三部史书《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丕平膏立记》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有关丕平称王的历史叙事充满了种种疑团和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权利而产生的各种政治诉求。《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的叙事模式,侧重于凸显丕平称王事件中法兰克传统军事和政治仪式的色彩,反映了丕平为巩固王位和新生王朝而试图借助于法兰克政治传统确认其王位及加洛林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丕平膏立记》对膏立仪式过程的浓墨重彩,反映了丕平去世前后,加洛林王朝内部各势力为争夺王位而试图诉诸宗教神权来确认王位继承合法性的诉求;《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反映了进入承平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美化其家族历史、淡化丕平称王事件的政变色彩、伸张其取代墨洛温王朝之合理性的时代诉求。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农业管理方式初探

古埃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管理的成效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因此,古埃及统治者格外重视农业管理。特别是在新王国时期,法老通过强化王权和完善官僚机构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对农业的管理效率。统治者结合适当的税收制度,在此基础上有效推动了农业发展,开创了埃及新王国时期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局面。     

古格 土林深处的绝唱--古格遗梦 王朝的崛起与殒落

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强盛一时的吐蕃王朝分崩离析,西藏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群雄割据时期。吐蕃王室的嫡系后裔吉德尼玛衮,落难而奔赴到了偏远的藏西地方阿里,在那里被拥戴为王。后来他将3个儿子分封3地,成为3个小的王国。其中一子占据了古象雄旧地,创建了古格王国。     

麴氏高昌佛教述论

氏高昌王国自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国人杀马儒立嘉为主,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智盛降唐,历十王约一百四十余年。因高昌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遂成为东、西方使者、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与此同时佛教当然也传入该地。早在北凉王朝初期,佛教在高昌地区就很盛行,统治者带头信佛,僧人译经讲法甚多,一派宗教繁荣景象。氏时,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高昌佛教出现极度繁荣。氏高昌佛教的兴盛,与众多佛教徒虔诚地布道,高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以及高昌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氏高昌时,僧尼众多,据唐沙门慧立《大慈恩…     

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王朝论”商榷

帕提亚王朝在起源背景、政治军事结构、城市建设、官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乃至文化发展趋势上与传统"希腊化王朝"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得到古典文献、出土钱币和其他实物史料的充分印证。与国内学界不同,国外希腊化研究者在论及帕提亚王朝时较为谨慎,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该王朝在希腊化世界的"异质性",及其"隔断"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与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政治文化联系造成的深远影响,并未将其列入"希腊化王朝"、"希腊化国家"之列。实际上,正是帕提亚王朝的崛起掀开了希腊化时代东方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全面复兴的序幕。因此,对于由东方民族建立的帕提亚王朝,"希腊化"的研究视角难免失之于偏颇,无法客观地反映该王朝在文化起源、主流特征和发展趋势方面鲜明的非希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