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国民革命思想初论

"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口号和策略.故该阶段又叫"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它是陈独秀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国共两党合作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和特点.它的提出,从思想上、行动上极大地动员和武装了中国各阶层民众,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成为探索实现中共"二大"制定的最低革命纲领的行动方略.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背叛,这一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中共早期五四纪念及其内在理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经历了个体自主参与到党团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共创立前,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谭平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着力推动五四纪念,并为其增添了民众动员的新语义。中共建党初期,随着时局恶化及革命诉求增强,除倡导"到民间去"、"打倒军阀"的纪念话语外,还将其付诸实践,以青年团领导学生发动民众,从事救国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进一步充实五四纪念话语,积极宣传"国民运动"、"民族运动",开展对民众的革命动员。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与纪念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五四阐释的基本范式,既体现出中共对中国革命对象、领导权与主题的认知和探索,也是其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向"群众的行动的政党"进化的见证与写照。     

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923-1925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考察,分析中共在此时期宣传策略的转变和宣传话语的特点,即中共如何将"左派"、"右派"、"阶级斗争"等概念引入国民革命的过程,从而勾勒出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在宣传上从被动到主动,争取到宣传强势,并最终将阶级斗争理论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的轨迹.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

中共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儿童、妇女、青年等积极参与。长期占据农村的传统思想行为和观念被视作迷信加以破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广大民众中树立起来。文艺活动作为社会动员重要的推动武器,将抗战的思想和中共的政策很好地进行了宣传。中共最终完成抗战及夺取政权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为日后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920年代《中国青年》对民众运动的宣传

192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国民革命,与以往的革命之最大的不同,乃在于社会各界民众的广泛参与。《中国青年》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始终心系人民大众,坚信唤起民众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坚持将宣传民众运动作为刊物的中心工作。对于各种民众运动,《中国青年》几乎都有涉及,仅刊登这方面的专题文章就达上百篇。《中国青年》对民众运动的报道和宣传,反映了当时国民革命的真实状况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的     

近代中国反排外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反排外思想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近代国人处理中外关系时的重要原则.五四运动时期,上海等地民众呼吁和平抗争,并谴责暴力行径,反排外思想初步形成.国民革命初期,中共积极为义和团运动正名,辩证剖析其功过,并号召运用文明科学精神从事反帝运动,反排外思想进一步发展.五卅运动时期,社会各界既驳斥外媒关于中国"排外"谣言,也努力宣传反排外思想,促使五卅运动和平顺利进行,反排外思想达于成熟.国民革命后,"反排外"一语成为了国内与中外政治纷争话语体系里的关键内容,凸显了反排外思想的社会影响力.     

从“鲜为人知”到“渐入人心”:中共成立初期对“共产党”的宣介

20世纪初,转译自日本的"共产党"一词进入中国话语体系。但起初"共产党"一词在中国鲜为人知,普罗大众不知何为"共产党",何为"共产主义"。中共成立后,开启了对"共产"相关概念的大力宣介。面对不同群体,中共通过报刊论战、非文字宣传和艰苦的实践行动,将"共产党"的主义、理论和形象推而广之,"共产党"一词渐入人心。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赤化过激""共产公妻"等污名和谣言在底层民众中颇具"市场",北洋军阀和反共舆论亦将其作为攻击中共的"符咒"。即使是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党"一词也远没有达到"深入人心"程度,中共对"共产党"的宣传和自身形象的塑造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武汉:历史激流中的英雄城市

回首20世纪,对于中国人而言,"革命"无疑是最深刻、最强烈的历史关键词。它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更迭,也全面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价值伦理甚至日常生活。在这个"革命"的世纪,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及共产革命相互衔接、不断演进~([1])。这一幕幕历史大剧,起点便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的"大武汉"。     

《华侨动员》与抗战宣传

论文以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在抗战期间创办的《华侨动员》刊物为例,从对华侨进行抗战政治动员、号召动员华侨全力援助祖国抗战以及《华侨动员》的宣传策略三个方面,对《华侨动员》刊物的抗战宣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论文认为,《华侨动员》采用恰当的宣传策略,紧紧围绕动员华侨抗战这一中心任务而开展对华侨的抗战宣传工作,全力激发侨胞的抗战责任感与热情,号召动员广大侨胞尽其所能地为抗日贡献力量,对于激励华侨的抗日斗志和推动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起了重要舆论引导和宣传作用。     

中共对成都接管中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

中共在接管成都城市政权所进行的工作中,面对更为广泛的动员对象,采取了遍地开花式的宣传动员和深入的思想教育以及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动员形式,包括:大量派遣军事代表对被接收单位和个人进行座谈与宣传;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广泛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树正面典型以引导与抓反面典型以警策相结合的动员方式;运用物质鼓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动员策略,在物质上成都市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努力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精神上努力营造人民当家作主的翻身幸福感,努力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加强与扩大中共的政治权威。成都的顺利接管,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不仅方式灵活、力度深入,且效力也颇为卓著。     

国民革命与东亚地区的“反帝连带”——以韩国志士吕运亨的在华活动为中心

从韩国、越南等中国周边的殖民地弱小国家的立场来看,树立了反帝目标的中国国民革命是一个新的希望。国民革命中的"反帝连带"主张,即共同对抗使韩国、越南沦为殖民地的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张,也确实使韩国、越南的革命家们将其视作坚实的友军。详细追溯20世纪前半期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领袖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史实,不仅是为了如实还原吕运亨在中国活动的原貌,也是为了通过重温国民革命时期亚洲各民族间的"反帝连带"的实相和意义,来加深对国民革命的国际形象的理解。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初衷,便是希望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能借助中国支持而实现韩国独立与革命成功。由此可见,对于吕运亨而言,中国国民革命并非他国之革命,而是祖国韩国之革命。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反帝连带"现场的国民革命,同时也是同时代东亚地区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弱小国家独立运动的阵地。     

地方报与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以国民革命时期的《新黎里》《新盛泽》为中心

在国民革命时期,吴江乡镇小报《新黎里》《新盛泽》随着办报者加入国民党而呈现出革命化的色彩。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以后,《新黎里》和《新盛泽》聚焦由国民党主导的吴江本地的悼念、声援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以国民党员为主的地方人士在两报上发表评论、刊登函电、提倡国货,起到了宣传革命、宣传国民党的作用。作为地方报,《新黎里》和《新盛泽》通过构建呈现本地革命活动、供本地人发声的革命化舆论空间,推动了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其作用是大城市的主流报刊所无法替代的。     

围绕政协会议的国共舆论宣传战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至内战爆发这段时期,国共双方围绕政协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相互间展开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在"破坏"与"保护"、"修正"与"坚持"的对决中,国民党虽然十分重视宣传,但由于其在宣传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和不能客观真实地进行宣传报道,使其宣传效果大打折扣,在与中共的对决中落于下风。反观中共,无论在宣传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上还是针对性、时效性等方面都比国民党更胜一筹,从而为中共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宣传鼓动思想既非与生俱来,又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边缘到中心、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轨迹。在建党初期和国民革命时期党的宣传工作中,宣传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宣传鼓动往往被忽视或视为宣传教育的局部。     

楚图南与哈尔滨

1925年冬,楚图南在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的指示下,到哈尔滨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他参加过中共哈尔滨党组织的创建,帮助时任哈尔滨党组织重要领导的任国桢,转递鲁迅给他的信件。他还参加了护送到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的活动,同时,及时地向从苏联归来的周恩来等报告了上海的革命情况。在哈六中,帮助和指导学生创办"灿星社",宣传革命思想,鼓舞革命斗志。1934年,不幸入狱后,通过撰写文章和翻译尼采名著,这种特殊方式继续革命。     

“组织”的力量: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研究

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亦为中共政权的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实践经验。     

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政权形象的塑造

1950年代,为配合冷战战略,美国宣传部门制定了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对华宣传政策。通过各种宣传媒介,美国把台湾国民党政权塑造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大肆宣传新中国是文化"异端",指责其破坏中国文化。其目的是以此来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和效忠,使华侨产生对于新中国的厌恶感和疏离感。这种宣传也是为了在世界舆论中为国民党政权赢得支持、诋毁新中国。美国宣传的实质是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整合进冷战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之争建构为文化身份的差异。     

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的演变

<正>20世纪中国的"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除了1949年前战火纷飞岁月的各种情况,还应包含1949年后冷战背景下的特殊情形。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政权,12月7日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两党隔海峡而对峙、对抗,并随时准备开战——进行大陆称作"解放台湾"、台湾名为"反攻大陆"的国家统一战争。这种情势也反映到报刊的舆论动员中。大陆地区从"打倒美帝及其走狗蒋匪帮""解放台湾"的宣传鼓动,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呼吁,一直在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支配下展开,其脉络比较清晰;而台湾地区则不仅存在官方报刊立场的前后变化,而且至始至终还有民间报刊的不同声音,线索复杂。大体来说,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动员的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     

《中央日报》视野下的马占山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抗战引起中外各界广泛关注,《中央日报》是国民党机关报,在马部抗战期间,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利益诉求为根本出发点,充分发挥党报"喉舌"功能,对马部抗战进行全方位报道,主导了当时的抗战舆论宣传。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的报道来探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观点及在新闻舆论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     

叶青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总体看来可以说叶青是著名的国民党三民主义理论家。然而叶早期,即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到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之前,则在中共方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叶以实地考察过西方国家的经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多方位地分析和宣传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共革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的,主要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实用性的理解、把握和运用,缺乏独立见解,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亦对他影响深远,或现或隐地成为其后"思想的底色"。不应否认,他的宣传是具有一定历史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