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丞相到三省制的变迁

中国自秦以来,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组成一个完备的官僚机构,执行地主阶级的意志,这就是封建的政治制度。历代皇朝即或有所损益,它的变化是不大的。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就是说,中国地主阶级的政权,虽有朝代的更迭,但是政治制度的变化却是不大的。这个制度所要体现的是中央集权和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是历代皇朝的共同要求。皇帝和官僚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构成了统治阶级,对谁专制呢?自然是对老百姓专制,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所以专制主义是对老百姓说的。中央集权则不然,它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说的,它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关系上,也表现在皇帝对百官的关系上。这就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精神所在。在处理皇帝与百官的关系上,尤其是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上,如何维护皇权至上,确保一姓统治的措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     

瑶族石牌制的历史变迁

以国家政权统治、政府管理的缺位与在场为主线,对瑶族石牌制在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瑶族石牌制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民主——废止——村委会领导下的民主自治这样—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

商周时期,王及诸侯方国国君(或包括夫人、宗族成员在内)死后普遍实行多代集中埋葬于同一公共墓地的公墓制度。这种“集中公墓制”是阶级、国家产生之初级阶段君权确立但还带有氏族遗痕的一种墓地形态。“集中公墓制”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每代国君为中心的“独立陵园制”的出现。但春秋战国时期的“独立陵园制”尚处在创立与发展阶段,而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君主集权的高度强化,“独立陵园制”最终确立并进一步完善,从而奠定了尔后中国近两千年专制社会帝王陵园制度的…     

从杭州到卢卡：穿越历史的丝绸之路

深秋的意大利古城卢卡,满地的落黄和斑驳沧桑的古建筑,叠加成美妙的图景,而来自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展览——“从杭州到卢卡：穿越历史的丝绸之路”,更是这浓浓秋色中一道别致的文化风景线。展览通过来自中国的丝绸、意大利当地出产的丝绸、意大利收藏的中亚丝绸以及相关文物的共同展示,勾勒出当年丝绸之路上的繁盛情景和两国之间交流的盛况。     

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

Shanghai Racecourse was established at 1850, it was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People's Park and People's Square in 1951. The Racecourse was originally just a simple recreational center.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its own function and the trend of thought, it changed into a casino of cheating and murder, a place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 a stage for the imperialists to show off their power and violence and a symbol of all evil things. The appeal to change the Racecourse echoed to the demand of opposing imperialism, taking back the concession, desire for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cy. From 1930s to 1950s, even though great change took place i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there was an obvious continuity in the domain of thought and ideology. __________ Translated by Li Dan from the version submitted to the symposium of “Cultural succession and historical memory” held at Sichuan University, Oct. 17–18, 2007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从东汉督军制到魏晋都督制

从东汉督军制到魏晋都督制张焯都督制起于曹魏黄初,废于隋之大业,是一项施行近四百年的重要的政治制度。本文将要论述的是这项制度从无到有、从兴盛到失调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一关于都督制的起源,古代学者间便有争议。《南齐书·百官志》讲：＂魏、晋世州牧隆重,刺史任...     

从考古发现看秦汉闽越族文化的历史特点

《史记·东越传》和《汉书·闽越传》载: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皆越王勾践之后,秦统一中国,被废为君长,以其地置闽中郡。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闽越人参加倒秦斗争,后又佐刘灭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册封无诸为闽越王,治闽中故地,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由于余善的叛乱,招致灭国,前后历三代凡九十二年。这就是史汉两书所载秦汉闽越国的基本事实。汉武帝平定闽越后,将其贵族臣民迁徙江淮之地,但是,北迁的仅仅是闽越人的一部分,相当部分则躲入深山丛林,直至西汉末年,仍有为数众多的闽越人留居闽中故地,故《宋书·州郡志》又载:“后有遁入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秦汉闽中郡的地望基本上囊括今福建全境,冶县亦在福建境内;率而言之,自秦末迄终西汉之世,福建地区始终是闽越人的主要居住地。因此,     

从秦汉学术背景看伏羲历史地位的确立

从先秦开始,中国学术从“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百家争鸣局面逐渐转向理性探索意识形态之源。秦汉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从分裂中走来的崭新时代需要统一的学术理想,同时需要重新认识与各民族的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始祖,伏羲氏被冠冕堂皇地推向中国历史舞台,伏羲时代也成为中华文明的起点。本文重点论述在秦汉学术背景之下时局的转变所反映出的思想变化,以此来说明伏羲氏历史地位确立的过程。     

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

“道”为秦国创设的与县平行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 ,通常置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道”的设立与少数民族治理关系密切 ,负有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事务的职能。汉代的“道”多承袭秦制 ,但随着郡县制的成熟 ,“道”在行政职能上与县逐渐融合 ,在职官设置、司法职权、居民管理等方面与县的差别也渐趋一致。至汉武帝时新开“三边”之地 ,初郡中新设置“道”的数量已大大减少 ;直至仅设县而不置“道”,原有的“道”也直称为县或遭废弃。     

从主妇到厨娘——传统宗祠祭礼中女性角色的历史变迁

宗祠祭礼是传统宗族深化血缘认同、维护生活秩序的重要仪式。从先秦《仪礼》的士人祭礼模式初创,到宋明宗族对《家礼》祭礼的继承、变革实践,女性在宗祠祭礼中的角色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主妇逐步被边缘化为专司祭品的厨娘。女性祭祀角色的历史变迁表明岁时祠祭的举行是对宗族生活中性别秩序与伦常关系的维护与强化。     

从赞颂到批判:毛泽东评述陈独秀的历史变迁与辩证思考

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领袖人物。从1919年到1967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毛泽东先后在文章、书信、谈话和讲演中论及陈独秀近120次。从这些言说看,1927年是毛泽东对陈独秀从赞颂到批判的转折点。1927年以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说大多是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评说或简单,或深刻,有时甚至前后矛盾。公正地评价陈独秀的是非功过,需要全面地占有资料,考察相关的历史,辩证地对待毛泽东的相关论述。     

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以爵位名田宅制。这套制度在商鞅变法时确立,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为其后的秦帝国和西汉王朝所继承。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国家通过爵位减级继承制控制田宅长期积聚在少部分人手中,并使手中不断有收回的土地,它和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文帝以后由于国家不再为土地占有立限,使这套制度名存实亡,“名田制”仅仅作为土地登记的手段而存在。名田宅制的厘清,不仅使长期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也向已往的历史认识提出挑战。     

从同流到分裂：史学范式变迁对史志关系的影响

20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国的史学以前后相沿的历代正史为代表,形成了一种具有连续性而且内容广泛全面的纪传体全史范式,这种范式不仅体现在断代的国史编纂中,而且还扩散到地方史的编纂领域,以这种范式编纂的地方史被冠以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名称——地方志。     

从江淮运河到引江济淮的历史变迁

<正>2016年12月29日上午,引江济淮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实施的重大水利工程,是皖豫两省人民翘首以盼的重大民生工程。工程以城乡供水和发展航运为主,结合灌溉补水和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涉及安徽、河南两省15个市55个县（市、区）,将长三角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连为一体,润泽皖豫、辐射中原,造福淮河、惠及长江。     

浅析《北京劝农使印》的历史价值

本文通过对海林出土的北京劝农使印形制及时代背景进行简述,初步探讨东夏国在海林地区的政权统治情况及城址特点。     

“从清末省制新政到中共省委制建构的历史与逻辑”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省级政治制度是联通中央与地方的枢纽,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凸显。为进一步研究、探讨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国家治道的内在理路及其经验教训,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史学月刊》编辑部主办,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承办的“从清末省制新政到中共省委制建构的历史与逻辑——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社会变迁·治道开新·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6月4日—5日成功举行。此次会议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下会场设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历史文化学院会议室。会议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翁有为教授主持。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历史研究》《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等科研机构、高校、学术报刊的70余位专家学者共襄盛会,各抒灼见。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