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在向英国通报时,刻意隐瞒了第五号要求。英国确认第五号要求存在后,最初认为其或系作为谈判筹码而提出,但很快改变了看法,认为第五号要求并非"愿望"。英国向日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如果日本对华所提要求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必须先与英国协商;二是日本不得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在英国的干预下,日本决定暂缓对华提出第五号要求。由于一战时期深陷欧洲战场,英国无力东顾,不愿中日间发生战争。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一方面说服日本不要诉诸武力,一方面力劝中国接受最后通牒。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是英国斡旋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根本目的。     

葡萄牙与《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的签订

《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是近代以来中葡两国草签的一个重要条约,葡萄牙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曾采用各种手段,以期从法律上确认对澳门的占领,清朝谈判官员的昏聩,使葡萄牙人几乎实现了他们在几个世纪里梦寐以求的目的。只是清政府在换约前提出修改条约的主张,才使其努力功亏一篑。本文依据中葡双方的档案史料,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这次修约交涉中企图侵占澳门的险恶用心和卑劣手法做一概括说明。     

权力与体制:义律与1834-1839年的中英关系

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是中英双方争夺交往规则制订权力的一次较量。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清朝政府坚持的对外交往体制,也明确了英国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的体制。1837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为打破僵局,在英方交往原则上向清政府和广东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实现了以英国官员身份驻省的计划,但未能得到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批准。义律的行为,既反映了他的对华关系主张,更是其力图巩固和扩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权力的产物。为了实现这种愿望,在1838—1839年,他通过鸦片问题使自己成为中英关系舞台的中心人物。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就收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烟台—大连间海底电信线的经营管理、中韩边境接线等问题主动与日本展开交涉。日本利用东北亚国际通信环境的变化,积极构建"满洲"、朝鲜半岛与本土之间的通信网,在维护既得电信权益方面态度强硬,致使中日交涉一度陷入僵局。另一方面,清政府收回"满洲"北部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后,俄国以欲废除中俄电约为由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在一年之内与日本签订同等条件的电约。最终在英国斡旋下,清政府以向日本许以特殊权益的方式签订中日电约。而清政府试图尝试中韩日直接通信的构想,终因日本的态度消极未能实现。     

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英广梅铁路借款交涉

1937年1月初起,中英之间就广梅铁路借款进行了半年左右的谈判交涉,在中国的坚持和英方的努力下,英国突破了新四国银行团关于对华借款问题的限制,得以单独对华贷款,但在中国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和提供盐余担保等问题上,双方一度僵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双方均以更积极的态度推进谈判,对借款基本条件互相做出妥协,最终在7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广梅铁路借款虽因中日战事扩大未能在伦敦公开发行,但有关谈判交涉促进了战时中英财经合作的步伐。     

《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图像中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中英交涉史实新释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署。英方为此专门绘制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一图,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该图的绘制与印刷均由英国官方授意,其目的在于宣扬战争胜利、美化殖民扩张。耆英等人在画中的不同形象,反映出英方对中方官员的态度差异,进而影响了清廷对战后中英交涉负责官员的选派。与该图配套的人员名单和相关图像资料,暗示了中方翻译在交涉中的参与和“康华丽”号的精确停泊位置,亦呈现了中方官员在签约谈判过程中的处境和措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香港问题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对香港进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同英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英方顽固地不愿将香港交还中国。     

自民党“知华派”代表人物对华认识的由来与行动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对华主流认知基本上是敌视的,但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知华派”政治家也不乏其人。“知华派”在日本执政党内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一般都在政府或执政党内任过要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对政府决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或出于对日本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或出于自民党内的派别之争,与自民党的对华主流认知存在分...     

英国与“重庆”号事件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发生的"重庆"号事件完全是中日之间的外交摩擦,但其最终实际上由英国出面了结。英方坚持与中国交涉的唯一理由是"重庆"号悬挂的英国国旗受辱。英国所提出的正式道歉和逞凶两条要求,中间虽经历"最后通牒"风波而始终不变。中方鉴于"重庆"号事件是由"高升"号事件而起,对于英国方面的要求最初不愿响应,但迫于英方压力,终由大沽炮台鸣炮21响向英国国旗致礼道歉作结,对此英国方面非常满意。逞凶问题由于证据不足,英方实已主动放弃。中方留存的内容翔实的逞凶报告中所指"元凶"需存疑。"重庆"号事件为类似的重大事件如"高升"号事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

日本在华领事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群体。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当时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表现十分活跃,在沪任内为扩张日本在华利权不遗余力,与中国各阶层人士均有密切交往。义和团事变发生后,上海领事官一跃为对华交涉的重心,小田切在东南互保、战时交涉、战后和议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又因个人禀赋、才能及政治抱负,在其外交实践中表现出某些值得注意的"个性"。考订小田切在庚子前后的事迹,通过观照其人,可透视当时日本对华外交的底蕴,并深入了解日本外交官与清朝人士交往的一般形态。     

“金蝉脱壳”: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外交策略及实践

从"追随英美之后",到"适处英美之间",再到单独对华妥协,日本政府在五卅交涉中经历了复杂纠结的外交决择与战略转向。与之相呼应的是,曰本与执政府的积极互动,对官、商、军、学、工等地方势力角逐的深度介入。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基本策略与实践。"金蝉脱壳",既是日本五卅交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列强在华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动。     

战时围绕英缅当局扣留过境援华租借物资的中英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开始积极谋划联合军事行动,然而就在此时,英缅当局为加强缅甸防卫,在还未征得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忙将"土鲁撒"轮所载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军火物资扣留,此举引发了中方相当的疑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缅运输局局长俞飞鹏在缅与英美官员紧急交涉,蒋介石接到报告,极表愤怒,声称不惜中断中英联合作战计划。其后英缅当局又接连扣留新到物资并欲将中国其他存缅物资亦纳入统一调配范围,蒋乃向英方递交措辞强硬的抗议书,坚持须先经中方同意才能改变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这一要求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鉴于日军攻缅局势的日益紧迫,双方从共同对日作战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的调停下互相退让,英方同意全数退还扣货,中方向英方移转部分军火,事件乃得以平息。     

论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1927～1945)

19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帝国主义国家惶恐不安.英帝国主义如坐针毡,为保护其在华利益,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1926年12月18日,英国发表对华新政策的备忘录,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它尚悬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以1876-1894年的朝鲜问题为例

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特别是以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为契机,多种政策构想逐渐向"对清协调"的路线统一.而这一变化又在此后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等人的协商交涉之中,在甲申政变、天津条约、朝俄密约、巨文岛事件等一系列时局背景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最终以联清拒俄、承认清廷主导朝鲜事务、默认清军扩大对朝支配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但由于该路线有其背后阴谋,本身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的工具,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结果使其政策在1894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     

近代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史初探

本文详尽介绍了中巴边界的地理位置及形成经过。指出清据坎巴提是清朝形成对罕萨宗主权的重要举措,而宗主权则是中英交涉的重要依据。英方与清朝交涉的目的在于求得安宁,以专力对付沙皇势力的介入。１９６３年中巴政府签订《协定》虽参照了１８９９年的英国照会,但性质完全不同     

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

晚清时期,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性质相应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协议,按照条约规定,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但是由于税收利益冲突,中英双方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双方的要求又是完全对立的,由此而引发了复杂的冲突与交涉。最后,1886年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正式确认了香港在沿海贸易中的外国口岸地位。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强权性质,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但清政府反对从香港的走私和绕运,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维持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