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武官官场内幕

蒋介石用人,要奴才不要人才,这是人人耳熟的。迎合这一特点,蒋家王朝的官场,充满了贿赂苞苴,蝇营狗苟的怪现状。 陈诚之所以得到蒋的信任,就是会揣摸蒋的心理。他是保定军校学生,与蒋介石是同乡,在黄埔军校时,不过是一个小队长。每当蒋介行到校视察,他不仅要求学生把内务整理好,还要求把     

蒋介石和名医金诵盘

蒋介石有众多的盟兄弟,或为官僚,或为政客,或为军人,唯有一人例外,这就是一代名医金诵盘。对蒋介石的某些作为,金诵盘每每直言进谏,有时令蒋十分恼火,但蒋一直不敢开罪他,个中隐情及他们之间30多年的恩恩怨怨,都在《蒋介石与名医金诵盘》中揭示得淋漓尽致。     

回忆“云南起义”经过

国共战争末期,云南国民党空军一夜之间哗变,纷纷起义投诚,蒋介石大为震怒。然而,事出有因……一当时,云南有个十分显赫的人物叫龙云,他是个军阀,集云南省军、政、人事大权于一身,表面拥蒋,实却反蒋。蒋介石也知道他不可靠,派两个军驻在云南,还在昆明设了防守司令部进行监视。大批军统特务,无恶不作,全省人民对蒋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千方百计,连威胁带利诱,把龙云搞到重庆去后,派了一个滇人、他的心腹李宗黄来接替。不到几个月,同样不得人心。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把正在越南接受日寇投降的卢汉抽调回昆明,提任为国民党…     

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世纪解密:蒋宋家庭的恩怨情仇(下)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骨子里是幸灾乐祸的,但为了蒋、宋联盟的共同利益,他还是没有袖手旁观。后人评价:能容忍对一个人的强烈不满并不遗余力地救他,这也许是宋子文的过人之处。国共和谈的失败使宋庆龄、宋子文姐弟对蒋介石再次失望。10月,宋子文到了香港。他对宋家姐妹说:他(指蒋)这个人,太好战,迟早要弄出事来。现在日本人这么疯狂,他不想法联共抗日,到时落得人、财、国几空!果然不出他所料,1936年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引起人们不满,迫使部下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后,最为紧张的是宋氏家人。…     

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经过

陈嘉庚对蒋介石的认识有个过程。他是由拥蒋转变到坚决反蒋的。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陈嘉庚认为它是中国正统的中央政府,特地给他所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订了一条守则,就是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虽然和陈嘉庚很早就有往来,在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赫尔利的角色

1944年9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中国,后又任驻华大使.他在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出尔反尔,轻诺寡信,以至发展到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公开地扶蒋反共.     

谋权篡位梦难圆的“大金刚”何应钦

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坛的风云人物,早年与蒋介石结为生死之交,在黄埔集团中蒋何并称,被人称之为蒋介石的"大金刚"。他韬光养晦,善于权变,在与蒋共事的几十年中,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几次欲发动政变取而代之:北伐战争中他与桂系密谋,逼蒋下野;西安事变中他欲轰炸西安,置蒋于死地;抗战胜利后他与冈村宁次勾结,意图政变代蒋;解放战争中他又欲与中共沟通,起兵反蒋于西南……     

程潜和蒋介石的一桩历史公案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前,武汉国民政府曾密令程潜伺机捉蒋。政变后,蒋介石又派人捕捉程潜,并强行收编了第六军。这就是北伐后期,程潜和蒋介石之间发生的一桩历史公案。     

肯尼迪政府的"限蒋出笼"政策(1961～1963)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上台后,一改此前美国的"放蒋出笼"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要求.肯尼迪政府阻拦蒋介石"反攻大陆"是因应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发展已使美国政府认识到,新中国政权是稳固的,无法以外力推翻.在策划"限蒋出笼"政策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就如何应付蒋介石的对策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从最初的模糊政策到最后向蒋介石摊牌,政策的出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日战争从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礼尚往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 张学良将自己的一块瑞 士名表取出,托人送给 蒋介石,借以答谢蒋介 石送给他的"礼物",暗 示"管束"应该结束了。 蒋介石深知张学良送表 的寓意,他立即回礼一 本1936年年历,一双绣 花拖鞋。蒋介石对张学 良耿耿于怀,永世不忘 的就是西安事变那份羞 辱,表示要永远拖下去。 张学良在台湾期间, 由于自由的长期丧失给 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 痛苦,身心受到摧残。他 以独特的方式向蒋介石 提出抗议,他特意捉了     

称“是”将军刘峙

大名鼎鼎的刘峙,曾任徐州"剿总"总司令。这位刘峙,在蒋介石嫡系中以"福将"著称。他对蒋忠心耿耿,唯命称"是"。蒋对他说话,不管时间多长,他总立正恭听。蒋对他发脾气,不管骂的内容,他总唯唯称"是"。抗战时,他在重庆任卫     

北伐时期奉张与宁蒋议和再研究

北伐期间,奉系与蒋介石曾有过三次和谈.第一次,奉蒋达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共识;第二次,在阎锡山斡旋下,蒋介石要求奉系改名易帜,为奉张所拒绝;第三次,蒋受津浦路军事失败与宁汉分裂的影响,同意奉系先军事后政治的方案,并意图形成奉晋宁三角同盟的局面.然而,在即将达成协议时,三角同盟因蒋介石下野和张宗昌搅局而夭折.透过谈判过程中的诸多史实,不仅再现了北伐时期奉蒋双方对南北妥协问题的考量与策略,亦可窥见这一时期南北军政实体互动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王震南“隐”仕

王震南“隐”仕王震南为蒋介石表弟。1947年,国防部设立军法局,蒋介石曾向王震南表态,调他升任局长。王震南当即兴冲冲地交卸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职务,准备班子候新命。殊不料“中途杀出程咬金”———邵力子不知蒋已内定王震南,拟推荐局长人选,前去问蒋“已否有人”,蒋为了回避“用人惟亲”之嫌,不便直告,只说:“尚无其人。”于是,邵推荐姓陶的湖南人。蒋介石当即召见垂询,勉励他要继续研究法律应用,居然任命为局长。这一突然变卦,使王震南大煞风景,一气之下,跑到杭州,住在抗战胜利后买进的西大街住宅里,闭起门来,与老婆一起念佛诵经,表示…     

简评张学良送蒋返宁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四天后,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口头表示的以“人格担保”停止内战准备抗日后,迅速做出送蒋返宁的释蒋行动,令周恩来、杨虎城等感到意外。对于张学良的这一决定,史学界有颇多说法,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遗憾的结尾”和“心血来潮”,是“匆忙之举”,是“忠君义气”。还有论者以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造成的西安局势紧张,来全盘否定张学良的送蒋返宁之行,似乎杀死蒋介石便会解除南京对西安的压力,凡此种种。本文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张学     

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

王云五与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末期的金圆券币制改革的关系密不可分.就当时各种情况来说,他是主持改革的最佳人选.1948年他出任财长后三易其稿拟定改革方案.改革为蒋介石搜括了许多金银和外币,这是他对蒋的最大贡献.尽管王云五竭力维持金圆券的发行,千方百计平衡收支,解决赤字问题,但在国民党政府军事迅速失败的情况下,金圆券改革的失败根本不可避免.     

通电起义前惊心动魄的十天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的最后一场激烈斗争开始了.我们早知道蒋在川东必不能守,下一步就会率领其残兵败将窜川西.事到临头,应当如何对付?我们事前就作了一番研究,认为:同恶魔斗法,必须把国民党固有的那一套勾心斗角的技巧高度地发挥起来,一点也老实不得.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投向人民,迎接解放.但是对此时此地的人,在方法上又需得虚与委蛇,相机运用.所以我们商定对蒋的策略,是抽象的敷衍,具体的抵制.在敷衍时,装蒜要装得像,说话要说得够;当蒋向我们提出具体要求时,能推则推,不能推就拖.看形势,撑得住就撑,撑不住就走.现在,预料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我们就开始运用上面这套策略与蒋介石反动派相周旋.     

散叶

<正>蒋介石的最后一天1975年4月5日,侍卫朱长泰表示,蒋经国傍晚向蒋介石请安,见蒋气色不错,就回家吃饭。侍卫郑敦浦说,饭后,他扶蒋上轮椅,到士林官邸花园,随后送上楼。晚上9点,官邸铃声大作。郑敦浦赶到蒋房间,医官与护士正在急救,此时打雷下大雨,房间落地窗大窗帘从未掉下过,那晚却掉下来了。朱长泰说,蒋经国赶到时,哭得很厉害,宋美龄要医官给蒋经国打镇静剂,但没人敢打。当医官把蒋介石身上的插管拔下来时,雷打得特别响。蒋经国曾要求医生电击抢救,直到11时50分,才宣布死亡。内务科副科长李大伟赶紧把假牙套上去,以免遗体一冷,嘴巴就张不开了。宋美龄本来没哭,这时却哭起来。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