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略论列宁的体制改革理论原则

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从1921年春天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这是一次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非常共产主义”体制的全面改革。根据改革的实践经验,列宁在1923年1月口授     

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采取的一种政策,是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发生的一次重大变化。它是在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的1921年初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因国内战争和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处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苏维埃俄国渡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工农联盟也得到了加强。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①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苏联历史上特别是在它实施的初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试论苏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退却

苏维埃俄国经历了三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战争以后,通过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不失时机地实现了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由战争转向建设,由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苏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政策,它是以经济上的一次退却为起     

论1930—1935年英国对苏政策的转变

俄国十月革命后,英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敌视的政策。虽然出于本国的经济利益,英国在武装干涉苏俄遭到失败后不久就于1921年3月与苏建立商务联系,继而于1924年2月在法律上正式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英国统治阶级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敌视并不因此而减少,反苏宣传和敌对行动时时发生,直到1927年5     

关于俄国革命史研究的思考

1917年俄国革命的政治结果——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是74年苏维埃时代的历史开端.了解和认识这场革命,是我们理解和评论苏维埃时代历史的逻辑起点. 20世纪末以来,俄罗斯史学界对俄国革命史的研究在选题、方法、史料、观点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时不断有新资料被发掘和公布,从更多侧面重现了1917年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主要政治组织和关键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提供了条件.美欧学者对俄国革命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受到西方历史学总体发展趋势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研究革命时期社会心理和群众精神状态、各社会群体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生活、俄国革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论著.     

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维埃俄国经济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一 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苏维埃俄国转向和平经济建设,摒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为了迅速恢复被七年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奠定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苏维埃政府遵照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租借制和合作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原则,允许贸易自由和私人资本的发展,等等。经过五年的恢复,工农业生产得以复苏,商品流转     

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的经济民主思想

张闻天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民主思想是在分析当时苏维埃经济的状况、性质和发展的前途,逐步纠正当时"左"的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他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高度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主张在利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时应该进行必要的限制,因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壮大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     

工人阶级执政党从严治党思想的升华——邓小平理论对列宁建党思想的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尤其是苏维埃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主张严格治党,惩治党内的不正之风,就此阐述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我党建设的实践中,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从严治党的理论,发展和升华了列宁的思想。     

新疆与苏维埃俄国的早期关系考述

新疆与苏维埃俄国的早期关系考述王智娟新疆与中亚地区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新疆与中亚地区关系成为新疆与苏维埃俄国关系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追随协约国对苏俄持敌对立场,新疆与苏维埃俄国关系的建立...     

论耐普曼的组成、性质及作用

1921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在苏维埃社会阶级结构中。大量涌现出一批个体商贩、大商人、租让者、租赁者、包卖主、私人企业主、经纪人、代销者等等,这些人苏联史上称之谓“耐普曼”(НЗПМАН)。 “耐普曼”是由俄语“新经济政策”的缩写字НЗП加上МАН构成,原意是“这一新经     

实践对“新经济政策”的修正

1921年3月8日—16日,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转折关头,俄共(布)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为了贯彻此项决议,全俄中央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民的日常生活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沙皇俄国变为苏维埃俄国的转型期,就社会变革的规模而言,可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转轨时期相提并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苏联农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市场、集市、店铺、磨坊、各种副业等保障农户日常生活需求的体系相当完备,出现了村苏维埃、图书阅览室、俱乐部、合作社等一批新型政治、经济、文化机构。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宗教生活相对稳定,但在悄无声息地发生一些细微变化。     

列宁与民族问题

俄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使俄国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各非俄罗斯民族的平等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但这一进程在苏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与革命前党的民族纲领之     

略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实践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苏联学术界虽有研究,但认为这一理论在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实践,影响不大,只有在“东欧民主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起过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作一些归纳和评论,仅供研究者参考。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与热那亚会议

本文通过对苏维埃俄国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外交活动的历史考察,着重探讨了苏俄在列宁领导下,为打开外交新局面斯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作者认为苏俄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于调整国内政策的同时,果断地调整对外政策,而且也是把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进行外交斗争的结果。热那亚会议期间,苏德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决定在法律上相互承认,恢复外交关系,冲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孤立、封锁苏俄的联合阵线。苏维埃俄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为国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随后他为巩固和完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又在实践上进行了新的探索,理论上进行了新的概括。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内容极其丰富,本文拟就某些具有国际意义的基本特点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一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是俄国工人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的创造。列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指出,苏维埃是武装起义的机关,是革命临时政府的萌芽,是未来新型国家政权     

二十年代前后苏联的农民问题与社会稳定

二十年代前后苏联的农民问题与社会稳定丁笃本２０年代是苏联社会大变动时期。１９２１年苏维埃俄国开始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很快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折。可是到２０年代末,苏联又匆匆中止新经济政策,全面火速推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结果导致在３０年...     

试论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起因

本文拟对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起因及其实施的突然性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俄国一直是以农民为主要居民的国家。作为延续,苏维埃俄国也是如此。据统计,1917年俄国人口为16,300万,其中农业人口为13,390万,即农业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32%,甚至到1927年仍占80%。列宁把握住了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全局后,指出:“农民是我国的决定因素,这是谁也不怀疑的。”“目前整个形势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我们共和国国内外政策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全部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的问题。”     

论1855-1865年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二元性”

随着俄国政府对出版业的控制开始松动,以报刊和书籍为载体的社会舆论逐渐走进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由于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俄国国内西方派、革命派、斯拉夫派、自由派的人士和官员掀起了一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风暴。社会需要新思想,需要说话和批评时政的权利;政府需要知晓俄国当前社会局势的发展,了解社会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反响,需要取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在社会舆论与政府双方的共同作用下,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的调整呈现了浓厚的"二元性"特征:一方面,允许私人发行出版物,允许讨论经济、教育和部分政治话题,免除部分出版物的预审制;另一方面,又设立"警示红线",对违法违规出版物及其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经济和司法制裁。书刊审查政策调整后,俄国的出版业开始带着沉重的枷锁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