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研究》北大核心

周祖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98元该书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为研究对象，通过展现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的不同面相，以及在救国公粮的保管、运输和支付上的不同做法，阐释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过程中呈现的复杂的实践形态，既呈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同，也希望呈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     

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在敌后根据地中最早实行救国公粮制度。在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先轻后重,最后又有所减轻。早期过于仰赖外援,当外援突然断绝之后,救国公粮不得不临危受命,以解财政危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救国公粮是按累进征收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本上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累进条例成为具文。1941年公粮畸重,政治动员遭遇其极限,于是在村和乡的层次上引入民主评议,以此消解公粮畸重问题。但由于公粮在县级层次上的分配不均,村和乡的民主评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1943年之后,公粮征收逐步走上进行土地调查、强调累进的农业累进税轨道。     

“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

冀中根据地是中共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重要且特点鲜明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公粮征收经历了从摊派、村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的过程。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冀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整齐不乱的统一累进税既能增加财政税收和公粮收入,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是冀中农民"不怕拿"的根源所在。     

论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动员的逻辑

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农民是分散的,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是通过在动员中不断提高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在陕甘宁边区,动员最初大多是指向经济内涵,主要包括农民的财物、人力与畜力,即对农民负担的动员。负担重不重,公平不公平,是边区政府与农民对动员的两个共同的关切。经济动员一旦出现问题,则通过政治上相应的举措进行补救,政治和经济相辅相成,成为动员的两翼。陕甘宁边区动员的展开逻辑,是从不正规动员到正规动员,再到累进税制。动员在初期主要是临时的不正规动员,劳师动众,浪费民力又效率不高,此后虽然作为正规动员的救国公粮等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但不正规动员仍占有相当比重。为解决不正规动员的问题,边区政府开始着力解决边区"头重脚轻"的政权结构,充实加强乡政权,并努力把乡政权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在充实乡政权取得一定成效后,边区走上了从动员转向累进税收的正道,从而真正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雷击事件”促成大生产运动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1941年更是增加到20万担。     

封闭的村庄:1940—1944年晋西北救国公粮之征收

成功动员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本文在分析1940-1944年晋西北征收抗日救国公粮后认为,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就已经以村庄为中介,巧妙地利用征收公粮的契机,通过把村庄作为公粮征收单位,构建了一个个"封闭的村庄",并充分利用"封闭的村庄"内部的宗族、租佃关系等矛盾,成功地将国家与农民勾连起来,从而充分地动员了农民。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制定政策,发放农业贷款。边区农贷的特征是:1.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2. 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3. 采取了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方法。边区发放农贷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农贷把边区金融事业同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了金融、贸易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考察——以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1927-1937年湖北省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第一层次为县长,是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个层次是县长以下的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其结果使得田赋征收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制定的田赋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它既不能实现田赋征收目标,又导致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略谈城市发展进程中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问题研究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包括土地征收补偿在内的社会问题,为了使人类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就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法律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解决争端、平衡利益、保障大多数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这一工作的管理及规范,是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关键所在。     

试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问题与政府对策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农村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农业经济极其落后、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社会极其涣散。为了挽救危机局面,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扶植农村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农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二是减轻农民生活负担,避免农民受到剥削阶级和行政力量的"多取";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开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经济局面。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行,在抗战后期边区的农业经济较快增长,农民的生活初步改善,农村社会凝聚力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农村政策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制定好农村政策需要以农民的实惠为出发点,落实好农村政策需要政府的制度革新,这样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