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落葬多伦多松山园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以82岁的高龄,走完了他誉毁起落的人生之路。 张国焘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士嘉堡的老人病院去世的。去世后葬于士嘉堡南部的一家公墓——松山园,是万柏墓园公司的三大公墓之一。1994年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去世后,与张国焘合葬一处。     

萧红迁葬广州始末

广州市银河公墓，在翠绿欲滴的青松翠柏中，屹立着一座中国著名女作家的墓碑。墓碑上方镶嵌着墓主的白瓷相片，齐耳短发，笑容恬静；墓碑用红字刻着：“女作家萧红同志之墓一九一一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九四二年卒于香港原葬香港浅水湾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迁骨灰安葬于银河公墓”。     

马革裹尸留浩气 羊碑堕泪吊忠魂——重访七十三军阵亡将士公墓

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东侧的赫石坡上,有一座七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公墓背靠青山,坐西向东,踞坡而建,俯瞰着英雄的长沙古城。墓前山脚下的水潭中,建有纪念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岳王亭,岳王亭前还有为纪念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抗日阵亡将士的忠烈祠。历史上的抗金英雄和抗日战争中的阵亡将士相聚在这青山绿水之间,使赫石坡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公墓底座呈四方形,底座上矗立着长方形墓碑,墓碑正面镌刻着蒋介石先生亲笔题写的正楷碑文: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碑文左下方“蒋中正”三字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凿去,仅留一“题”字。墓碑两侧分别镌刻“风云长护”、“精神不死”各四字。     

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在武汉市汉口解放公园内,苍松翠柏之间有一座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墓碑高高耸立。1938年,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武汉与中国空军一起参加了3次大空战,击落日机47架,对日空战中100多人英勇献身,其中15位烈士安葬于汉口陈怀民路万国公墓。1951年武汉市政府在解放公园内建立     

河北省遵化市发现阵亡将士公墓

河北省遵化市发现阵亡将士公墓文物普查时,在遵化市石门镇石门四村荣军农场院内发现公墓一座,墓前竖立石碑一通,还有三座坟丘,坟前均竖墓碑。公墓碑为青石质料,通高２．４米、宽６２厘米、厚２２厘米。碑座为长方形,长８５厘米、宽６２厘米、厚６０厘米。碑文阴刻楷...     

万安公墓今昔

香山万安公墓是民国以来北京第一座公墓。墓址因具“山川灵气”,清朝时曾被列为皇家禁地。半个世纪以来,这里的青山黄土掩埋过许多风云人物。公墓的沧桑巨变、仁人志士的亡灵,令人感慨万端。     

黄宗江的新居

快乐的宗江已于2010年10月28日,化为一缕轻烟袅袅上升进入天国,而后缓缓回落尘世,入土为安,和爱妻若珊永远定居在北京万安公墓。这里是名人公墓,有许多文化名人安息于此,彼此串门儿、互访,颇方便,爱热闹的宗江不会寂寞。特别是他的恩师曹禺是他们的近邻,     

亲历者说：吴承恩墓发现记

<正>《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06—1580),是明代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人。吴承恩去世后葬在吴氏家族墓,其墓在今淮安市淮安区石塘镇二堡村郭大庄。吴承恩墓是在1974年的一次地方盗墓中被偶然发现的,近年我在淮安二堡一带寻访大运河淮安区段石涵洞、渡船时听闻了有关发现吴承恩墓、棺木和他父亲墓、墓碑的情况。在墓碑发现者郭井爱的帮助下,我骑车往返淮安区淮城、石塘、二堡、     

从杀人石到“纪念碑”

人去世以后,如要立墓,大多都要有一方墓碑,镌刻文字,意在垂之久远。显露了写碑文者对死者的敬意与隋感。然而中国古代“墓而不坟”。也就是墓葬地表不竖任何标志。那么“墓碑”又是什么时代出现的呢？     

杨耀海墓碑碑文撰写前后

龙潭老人杨耀海墓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墓主杨松轩之父、杨钟健之祖杨耀海先生是陕西华县龙潭堡的一位农民。墓碑碑文及铭是由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大钊题写的。蔡、李二人同时为一位农民题碑,还是非常罕见的。据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杨钟健回忆说:“……到了北平,适逢蔡孑民先生任北大校长。其人道德学问,实足令人敬慕。尤以他在北大所表现之民主作风,影响于人者实深。又逢‘五·四’后之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俊彦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高语罕诸先生均为我所崇敬之人物。”     

李大钊遇害案内情

研究李大钊的中外学者很多,介绍他的书籍和影视资料也不少。北京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墓碑碑文写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美国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也有“李大钊”词条,称他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名记者杨刚之死

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天高云淡,我到八宝山参加一位同志的追悼会后,独自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向八宝山东北方向的一座公墓走去。听人说,这个公墓是附近村里人集资办的,好像没有什么名字。到了公墓,只见一片荒地上密密麻麻散落着一些不大的水泥墓群,我母亲的骨灰由别处迁移埋在这里。没费多大工夫,便在墓群中找到一个小小的水泥墓,墓前埋有一块扁扁的石头,上面写着母亲的姓名和生卒年代。我不由地“啊”了一声,这就是母亲的墓无疑了。我掏出兜里的手帕,轻轻擦拭水泥墓和扁石上的尘土,默默祷念：“娘,我顺便给您扫墓来了。”     

苏雪林“留备送人”的照片

苏雪林在《浮生九四》（三民书局,1991年版,下同）中说,对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并自命为胡适的再传弟子。胡适去世后,为遭悲怀,苏雪林写了《冷风凄雨哭大师》《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等七篇追忆文章。后结集成《眼泪的海》。     

谢安无字碑在何处

思晨先生著《金陵两块无字碑》（《江苏地方志》2008年第5期）,介绍了无字碑的来龙去脉,并就此加以评论,这些都使人从中受益。但是他对谢安墓碑地点的解释,我以为不妥。     

方先觉传略

台湾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的方先觉墓碑上,刻有墓主生前嘱咐的16个字：“国民革命军前第十军战士方先觉之墓”,留给人们许多猜想与品味。     

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

当今年年初山田辰雄教授从北京与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归来,告诉我有关刘大年先生于去年底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悲痛!近年来,我不断接获林增平、刘望龄、乔志强等比我年幼的中国的历史学家相继去世的噩耗,深感痛惜!与这些友人们的结识是缘于80年代初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而论及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日本学与刘大年先生的关系,则可追溯到近40年前的1963年。那年11月,刘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黔之医怪王聘贤

王聘贤,人称“黔之医怪”,与家父是多年至交。父亲庹俊生从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贵阳大十字黑羊井开了“生生药房”,王聘贤先生一直是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和顾问。日机“二·四”轰炸,药店毁于火海,家道遂衰落破产,父亲也沉疴不起,几年后便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毛瑞霞在艰难中起步重建药房。此时,虽多人重金相聘王聘贤,但均遭回绝。王说:我与俊生至交,他家几遭变故,艰难重重,此时,我如果被钱打瞎了眼,背信弃义而去,作为人,何曾有点心肝啊!王聘贤,名国士,生于1897年,贵州兴义人。少时曾在贵阳就读于南明中学,1917年由黄济生先生率领赴日留…     

雕塑的圣地──莫斯科新处女公墓游记

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久负盛名,凡到过莫斯科的游人如果不到新处女公墓一游,那将是人生一大憾事。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正值8月,在北京正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可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竟然已是秋风萧瑟、寒气袭人的时候了。这一天恰逢星期六,各机关单位均已放假,很多俄国朋友都纷纷乘着自家的小汽车到乡间别墅去度周末,专程来查找资料的我也就忙中偷闲地借机到向往已久的新处女公墓一游。在地铁车厢里,我认识了一位中国老翻译,承蒙他热情的指点．我才胸有成竹地走出了莫斯科那四通八达、密如蛛网般的地铁,沿着林间小道穿过一片树林,几分钟后…     

丰润县尚古庄清代曹家墓地清理简报

丰润县尚古庄清代曹家墓地清理简报丰润县文物管理所１９９３年５月,县政协文史委员会董宝莹同志和丰润曹氏２１世孙曹兆荣先生在进行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史料调查时,在尚古庄村发现曹鼎望墓志一盒、曹墓碑一块。据了解该墓志与墓碑均出自尚古庄村西曹家坟地。曹墓碑系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