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陆钦侃老友

老同事、好朋友陆钦侃去世(2011年4月11日)了,享年98岁。他的女儿早已将他的病情告诉了我,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很难过。陆老住院期间在危重病室,医院不让探视。4月15日在八宝山告别,我很想参加,但因为感冒,为老伴和陆老的女儿所劝阻。     

廖老师,您一路走好

正噩耗传来,一阵心疼,恍惚间又有一丝别样的感觉。尊敬的廖老师,愿您在天堂再续华章,那里没有困扰您多年的病痛,可以继续您放不下的创作了!"廖老师,您好!我是中央民院喜饶尼玛。"这是我1988年末的一次会上与廖东凡老师初次见面时的自我介绍。还记得当时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哈哈,知道,知道。你们在学校才是老师,我可不是。你就叫我老廖吧。"老廖,一个熟稔藏语的汉族人,自此与我有了交集,成为我非常敬重的藏学专家。但我对他的称呼一直是廖老师。几十年来,与他有过不少接触,也读到他不少的著作和文     

十九年光阴的重量

郑州这几天变天了,要下雨的样子。这让我又想起了"外公",去年他去世的时候是一个暴雨天。说是"外公",其实是我亲外公的弟弟,我们也叫他"外公"。他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回来后在老家生活了19年,他回来时我小学一年级,他去世时我已经大学毕业4年。这19年里,他对在台湾的生活一直讳莫如深,从不提那边的生活与工作,我们只知道,他在台湾还是当兵,后来一直住在花莲县。花莲,很好听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次听到这个地名我都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和侯宝林的一段情缘

相声大师侯宝林虽然去世了,但他留给我们的相声是那么幽默有趣,这无疑是人类精神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而今我们从电视上还可以看到他笑容可掬的面孔,听到他幽默诙谐的语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与他的第一次会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始终被他意味深长且颇具相声语言特点的谈吐牵引着,不知不觉与他上演了一场对口"相声"。"     

记廖东凡老师——今生来世的感念

正廖东凡老师走了,在北京的初春。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惋惜和悲伤一道涌来。窗外是北京难得的蓝天,这才感到一丝慰藉,有阳光护送着他。我知道,从1961年他到拉萨起,他就习惯了蓝天,习惯了阳光,灰色和阴霾会让他感到难受。此时,耳边响起:"小廖啦,您来啦!""小廖啦,很久不见!""小廖啦,您胖了!"这是三十年前,从拉萨繁华的八廓街上传来的。那天,应该是1987年夏日的一个早晨,廖     

点点滴滴师生情——深切怀念朱建华老师

“千里之行报恩师,桃李芬芳出朱门!”这是2006年五一节期间朱建华老师80华诞时,弟子们送给他的祝寿贺联。今年五一节,我照例给朱老师打电话祝寿并致以节日问候,却得知老师病重住院的不幸消息。5月10日,我出差刚到湖南长沙,即接到师弟的电话,说老师已经去世,两天后开追悼会,问我     

悼念旦公

1993年3月20日傍晚,听到俞旦初同志于当天下午突然去世的消息,不仅感到愕然,而且总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就在前一天,3月19日,我还接到旦公的电话,他以他特有的认真细微、一丝不苟的态度,和我讨论我前不久代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向他约稿的事。电话中他还和往常一样,在告别前叮咛我要多注意身体,一句话也     

纪念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

今年的4月某一天,学生温成浩见到我说,宾福德教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让我不尽一震,以至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遂追问,你从哪儿听到的?学生说,网上。此后我一直为此有点怅然若失。因为自从我接     

也斯,走遍世界回到香港

也斯去世好几年了,我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也“退居二线”,但每逢想起香港,想起诗歌和摄影,想起红酒和食物,或者仅仅是在寂寞的时候,就会去书架上找他的书,翻开来看一看。最近疫情严重,打开那首《非典时期的情诗》,我仿佛又听到他粤腔粤调的吟诵。     

山曼老师,我会想您的

我是从《民间文化论坛》主编山民先生那里得知山曼老师去世消息的。3月28日早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突然接到山民先生的电话,他用十分悲恸的声音说:"山曼走了,你知道吗?"这一句话不啻晴天霹雳,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山民先生说,早晨他在电子信箱里看到了叶涛老师《单老师,一路走好》的怀念     

要闻速递

音乐人陈志远病逝享年62岁曾造就张雨生小虎队3月16日下午1点55分,台湾著名音乐人陈志远在台北因病去世,享年62岁。音乐制作人钟兴民在网络上发文称"陈志远老师是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一位音乐家,也是我所敬重的老师,但、他     

忆彭真二三事

年初我已动笔写回忆彭真同志的文章。这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彭真是在1937年,到今年整整六十年。他是我入党后的第一位领导人。这些年一直没有去打搅,但常常想念他。文章刚起了个头,就因为别的工作丽中断了,没有写下去。4月下旬出差在外地,有一天忽然听到彭真同志以95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的广播,原来准备在他生前写的回忆文章,只好写成在他去世后的追思了。     

姚公书尚在--追念姚雪垠老师

1999年4月27日,姚雪垠老师溘逝时,我在南方珍珠城闲居,并不知道姚老师去世。半年后,我从南方返回黄鹤地,市作协一位老朋友告诉我,姚老去世了,我不禁“啊!”了一声,顿觉心里沉沉的,我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感难过。     

有一天我们相遇

那一年,他20岁,夏天,骑着自行车,有风,暖的。他心情很糟,被老师批评,和小女朋友也拌了嘴,只好唱着赌气的歌,很大声。她,站在礼堂前的平台上,等人,等了很久,晒着,皮肤上浮着汗。她看着他经过,听到他唱的歌。她想,也没有什么,不过是几千人的学校里一次偶遇。低头又抬头,看着他的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那首歌怎么没听过?余下的时间,她反复想。     

“肩膀硬“的梁必业

我和梁必业同志相处40多年,他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当我突然得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悲痛、惋惜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一些往事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1976年1月,正当"四人帮"猖狂时,叶帅找我谈话,他称赞说:"梁必业同志肩膀硬,是个好同志啊!"     

他有知识，更有智慧

刚过去的农历年对我而言是个很不开心的节假日,原因之一是异国的老师丹尼尔·贝尔先生于2011年1月25日去世了。虽然贝尔先生享年91岁,按中国传统算是“自喜事”,可总有悠远深沉的哀思阵阵涌来。老人家生前,我最后一次对圉内媒体谈起他的健康状况,就是在《南方人物周刊》上。那时我有预感．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他了。果然。     

傅璇琮给我的一封信

正听到傅璇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北美高原上,又一次默然涕下。先生是我真正的邻居。他一家就住在我的楼上,那是北京劲松104号的拐角处,我在一层,他在二层。他的两个女儿跳绳时,我能微微感觉到。傅先生兼任学者(专治唐代文史)与编者(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忙碌得很,但每次在楼前相遇,总要站着说几句话。他不善于言谈,甚至有点羞涩。每次见到他手提小篮子去取牛奶或买菜,我就感慨"真人无相",满肚子学问,却一点学     

太姥姥，被这个世界遗弃

不知道在机场听到亲人去世的消息的概率有多大,而我正是如此“幸运”的人。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周围却充斥着轻松的谈话、清晰的广播和欢快的音乐。     

我心中的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已三十余年,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调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又调到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当时人大常委会恰好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同一个大院内办公。周总理办公地点在西花厅,人大常委会在东边摄政王府,离国务院接见外宾的紫光阁和海边也不远,因此经常能见到周总理。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听到他做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期间我和一些同志被派往各省、     

我的启蒙老师——回忆来新夏先生

<正>2014年三四月间,我赴深圳探亲,每周必读的《晶报》放在桌上,那天是4月3日,翻到人文增刊栏目,一个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追忆来新夏先生",作者阿滢。我十分愕然,来老师去世了,是真的吗?随即经报社打电话探问,得到阿滢先生的肯定答复,并告知来老师家的电话。那一整天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三十二年前在苏州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方志研究班上的学习情景和来新夏老师的身影,以及他对我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