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商会早期活动述略

本文以《景德镇商会总会己酉年报告书》为依据,探讨景德镇这样一个内陆传统手工业商业城市商会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动内容及方式,以考察早期商会的功能和历史作用,展示景德镇商会的地域特点。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试论伪满《新商会法》的颁布及其调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沦陷。在长期的沦陷时期,日本不择手段地对哈尔滨商会的组织系统进行渗透,使哈尔滨商会在其上层领导人的把持下,充当了日本调控东北市场的工具。本文依据《滨江时报》,对《新商会法》的酝酿、条文的颁布、实施后的调整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近代商会档案的分布特点及价值

商会是中国近代产生的一种新型资产阶级工商业社会团体,在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社会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档案资料。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当数量的商会档案流传至今。本文主要论述了近代商会档案的分布和特点,以展现近代商会档案这一专题历史档案资源丰富的内容和价值,为其能够更好地提供利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

1927—1936年间上海、天津等地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与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活动表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组与整顿,但此期间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并未完全屈服于政府的强权统治,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政府与商会关系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内容,仅仅归结于政治上的互动或用一个模式加以概括则很可能失之简单或片面。     

日伪统制经济下的忻县商会

抗战时期的日伪忻县商会档案非常丰富,保留至今,尚未为学界关注和利用。本文主要依据此档案,以忻县商会为个案,考察当时日本对华北工商业经济统制的纵向体系、实施状况,分析该时期忻县商会与统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探讨日伪统治下地方商会的复杂角色,以期丰富沦陷区社会经济和商会史研究。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近现代商会的模式与职能探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商会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将对近现代的商会模式和商会职能进行一系列的探讨,使其重要性更加广泛的被人知晓,进而促进其稳定发展。     

试述商会对民国新疆工业的推进作用

民国期间,新疆的商会组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商会为促进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采取了种种措施,进行了各类活动,以推进新疆的工业建设。史实表明,商会的措施与活动对推进民国新疆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初年公益团体浅论

伴随着民国初年"政党热"的出现,新的公益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而出,这些新兴的公益团体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双方呈现出良好的互动,但也有少数的公益团体造成与政府职权、地位冲突的情况。在与商会的关系上,这些团体主动地依靠和拉拢商会,商会对其既有资助,有时也有抵触的情绪。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     

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的广州市商会

1931年5月27日,广州方面反蒋势力联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开始。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为对象,考察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态度及其活动,分析在这一特殊时期,广州市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处于夹缝中的广州市商会在政治上,态度随势变化,难有作为,基本沦为政府的附庸。但在经济上尚未丧失独立人格,尤其是在减免税收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极力维护商民利益。在抗日爱国、社会慈善、发展自身组织等方面,也充分施展了社会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轮修县市志应重视对商会、行业协会的记述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在很多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商会、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企业并列的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承担起政府、企业退出的部分社会工作,发挥了沟通企业与政府、生产与消费的双重作用.文章认为首轮修志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或只简略）涉及到商会、行业协会的内容,第二轮修志要记足、记好这部分的内容,应按其社会团体这一属性安排篇目,文章以工商领域的商会、行业协会为例,拟在社会团体篇工商团体节中记述,记述的内容应追溯商会、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原因、作用及存在问题等几方面,可采用文字及表格形式记载.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市商会的社会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市政府被日本扶植的北京地方维持会所取代,北平地方市面混乱,民生凋蔽.北平市商会①作为北平地方商人团体,在国家政权出现断层、民众生计岌岌可危之际进行了一系列维持民食民生的社会活动.本文旨在突破已有商会史研究局限于政治范畴、纠缠于理论框架讨论的状况,通过利用档案、旧报刊等新材料,关注商会的社会活动,考察此一时期商会作为重要的商民团体的社会角色以及商人的价值取向.     

近代北海商会组织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近代商会是在传统商人组织的基础上,为适应近代经济发展变迁而由官方自上而下推动设立的民间重要商贸组织。近代北海商会脱胎于原有的广州会馆,起着调节广府商人与本地商人商业矛盾的功能,有利于打破固化的地域与行业之间的捆绑关系,为地方商贸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北海商会在构建本地商业秩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推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均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安徽砀山县商会铜元壹伯文券简介

介绍拙藏一枚民国时期皖省砀山县商会铜元壹伯文券。该券横式,票幅97×60mm。券面蓝色,四周花框。上端"砀山县商会";正中面额"壹伯文",两侧花符内各有"壹"字;右侧手书"寒第壹四叁号",左侧纪年(民国十六年四月)。面额、编号、纪年上各钤盖无框篆体红印,右缘另有一     

吐鲁番商会流通券新探

不久前笔得到几张1933年的吐鲁番商会流通券，据出让告知，这几张纸币出自托克逊县夏乡。     

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新思路的结果,章开沅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史研究率先予以大力倡导,具有开创之功。随后使商会史研究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领域,主要得益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继而又运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考察和分析商会,不仅推进了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使"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逐渐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领域。近30余年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同时也应避免在借用当今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     

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以民国时期归绥、包头为中心的考察

旅蒙晋商是清代蒙古地区旅蒙商主力,清末民初政府对内地商人入蒙经商的限制放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当地定居下来,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当地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从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这一视角入手,阐述了以归绥、包头为代表的内蒙古城市传统行社改组为近代商会的概况,揭示了晋籍商人在该地商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以及他们在商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表现。     

近代中国对商会的早期认识述论

商会作为"舶来品",是西方商业文化、制度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对它的认识有个过程.且认识的角度也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对1904年中国商会诞生以前的商会早期认识进行考察,认为有从官办商会、官督商办商会、商办商会;有从保伸商权、开展"商战",有从倡导地方自治,有从维持清政府统治等角度去认识商会,涉及到商会的开办方式、组织系统、营运程序、功能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而分析了此时期中国时商会的认识所具有的特点与社会背景,指出这些认识对当今新兴商会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