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

自2003年下半年至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共发现10余处汉代庭院遗存,其中第二处庭院坐北朝南,由水井、南大门、西门房、东西厢房、主房、厕所,以及院落西侧的池塘等部分组成,同时还在庭院的东、北、西三面发现有垄作农田遗迹。这是一处保存完整的两汉之际的普通民居遗存。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考古新进展与新思考

<正>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是目前国内性质明确、保存完整的一处大面积汉代聚落遗址,因黄河洪水泛滥被泥沙掩埋而将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聚落面貌保存下来,自2003年被发现以来,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遗址的性质、成因、聚落形态及农业耕作技术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杨庄遗址的考古与研究成果代表着目前学界对汉代聚落——农业基层社会研究的新认识和新高度。三杨庄遗址的考古一直在按计划有序地进行。自2011年以     

驻马店杨庄遗址发现的兽骨及其意义

1995年1月22日至24日,笔者应驻马店市文管所之邀,对驻马店市杨庄遗址的兽骨进行鉴定。杨庄遗址是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会同驻马店市文管所联合发掘的。该遗址经过发掘者的初步研究,认为其文化内涵由早到晚包括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三个时期。由于兽骨标本原始保存环     

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

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00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000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     

山东胶州周王庄遗址先民的生业经济

<正>我们对周王庄遗址2016年发掘区商末周初、汉代、清代三个时期74份土样进行浮选,共发现262粒炭化植物种子果实,包括农作物、非农作物。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周王庄遗址先民在商末周初有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粟是最主要的农作物,其次是黍、大豆。同时,周王庄先民也充分利用聚落周围的野生植物资源作为生计的补充。     

河南南阳汉墓出土陶井明器的区域特征

水井的发明与人类的定居生活和农耕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周书》曾提到古有“黄帝穿井”、“尧民凿井而饮”,说明凿井历史的久远。目前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人类文化遗存中已开凿和使用水井^[1]。至汉代水井设施更被广泛地使用,考古发现的汉代居住、农业及手工业遗址中出有大量的水井遗迹,如河南安阳内黄三杨庄庭院建筑遗址中家庭生活用井^[2]、河南南阳北关瓦房庄冶铁遗址中用于冶铁的水井群^[3]等。此外两汉墓葬中也多随葬陶井模型明器,是模仿现实中的水井设施,将之形制尺寸微缩做成模型埋入墓中供死者享用。     

河南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

河南秦汉考古在60余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秦文化考古的成就主要反映在墓葬方面。两汉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集中在汉代域址、东汉帝陵与陵园、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及大量的中小型画像砖墓、壁画墓、画像石墓等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河南汉代冶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三杨庄遗址考古发现谈汉代吉语文字瓦当的使用

汉代吉语文字瓦当大量使用于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已较少使用。汉长安城内外皇家宫廷、离宫、陵寝及中央官署、机构等建筑上吉语文字瓦当使用数量和种类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地方诸侯国及地方城邑内各类建筑上使用的吉语瓦当较少,内容多集中在"千秋万岁"或类似的内涵。以三杨庄遗址第二处宅院为代表的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较富裕者的住房上也使用"益寿万岁"等吉语文字瓦当。汉代对吉语文字瓦当的使用可能没有十分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对使用者身份、地位等有一定的限制。     

内黄三杨庄遗址汉代旋转磨功能的淀粉粒分析

谷物由粒食向粉食的转变,是中国饮食发展的重要节点。以往研究多认为旋转磨的普及是完成这一饮食习惯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并以粟对应粒食,以小麦对应粉食,默认秦汉时期的旋转磨主要用于加工小麦。对三杨庄遗址出土汉代旋转磨的淀粉残留物分析表明,粉食粟亦为汉代农户重要的消费方式。因此,由粒食向粉食的转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为食粟向食麦的转变。旋转磨应当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多功能粮食加工平台。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勘察简报

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位于正定古城内开元寺的南侧,是一处跨越晚唐至明清时期的古代城市遗址。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展开考古勘察工作,发现了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晚唐五代城墙系统和唐宋至明清时期居民生活系统三个遗存系统,还出土了众多的珍贵文物。这一发现为研究正定古城布局和功能变迁,探讨唐宋以来华北平原城市历史和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材料。     

西汉铁官“大器”问题探讨

西汉铁官作坊生产的"大器"是装有犁鐴的大型铁犁,是为了满足政府推行代田法,特制的一种耦犁,大多供应于政府组织生产的西北垦区等地。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何楼遗址大汶口早期动物资源利用初探

何楼遗址位于鲁西南地区,遗存的年代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汉代及金元时期,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十分丰富,有助于认识和了解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变。何楼遗址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其中哺乳动物以猪为主,鹿等野生动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此外还包括少量的贝类、鱼类、爬行类和鸟类等。通过动物遗存研究,对于认识该地区的古代自然环境、古人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当时的生业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纪要

2012年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功举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山东定陶县灵圣湖西汉墓和西藏定结县恰姆石窟作为今年入选的六个项目,在论坛上进行了集中发布。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科研局局长晋保平等领导,以及国家文物局文保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科研局以及相关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本文论述了汉代经营西南边疆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汉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适应中央集权制统治的需要,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汉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西南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汉代边疆战略重点始终在北方和西北,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规模和力度仍然是很有限的,边远山区尤其如此。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简报

磨嘴子汉墓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新华乡磨嘴子村,20世纪50～90年代,在此进行过数次大规模发掘,共发掘清理西汉至东汉时期墓葬近百座,出土王杖诏书令册简等重要文物。2005年11月,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磨嘴子村清理了一座汉代墓葬。此墓为斜坡式墓道土洞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中后部有一木棺,棺内墓主身上残留丝织品。随葬器物以木器为主,也有少量陶器、铜器、漆器等。这座墓葬的年代应为西汉末至东汉初期,墓内出土的丝织品,为研究汉代纺织技术提供了新资料。     

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

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对以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一支考古学遗存,进行辨析与研究,认为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所处文明发展阶段,应该从宝墩文化中单列出来,并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原则,建议将这类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地区、距今4000～3700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童凫村文化".相信这一判断,...     

山西灵石县静升村明清聚落格局的变迁

聚落格局是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对象。山西灵石县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形成历经元末明初各沟巷的初步开发,明中后期至清初的边界拓展与内部扩建,以及清中后期内部格局的充盈及跨河“南侵”三个阶段。这其中地理环境、宗族势力、战乱匪患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聚落庙宇以及标志性建筑物的创建历史成为考察的重要指标。现今加强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仍将是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趋势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待诏制度及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与秦汉时期的待诏制度相比,魏晋南北朝的待诏制度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待诏人士均属"在职带诏"的正官,待诏在仕途上的中转意义突出;二是待诏人员集中于文士,待诏期间的活动趋向学术性。此期的待诏制度具有学术文化意义,对推动社会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金代书院考

金中后期,在辽、北宋书院发展基础上,受南宋书院影响,金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书院。本文经考证得出金有书院11所,其中新建书院6所、修复和延续前朝书院5所。这些书院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是汉人地区的办学行为。从办学途径看,均为民办书院,其建筑与当地的传统民居相结合,呈现出地域特点和民俗风格。同时概因私家积书之多而建书院,故金代书院藏书亦应不少。修复和新建书院,是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对后世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书院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