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寄治到实土：刘宋前期雍州政区变化与荆雍关系调整

历史政治地理视角下,皇权政治需要是推动刘宋前期雍州政区变化的直接因素。永初元年雍州侨郡从属府转向属州,郡守带荆州府职局面结束,雍州初步实现内部整合。此后雍州刺史常兼襄阳太守,并督南阳、竟陵、顺阳、义阳、新野、随等荆州属郡,获得稳定施政空间,元嘉二十六年雍州割实。宋文帝时宗王政治内在矛盾凸显,保证荆州权力顺利交接进而维护皇位继承构成雍州实土化的直接契机。宋孝武帝大明年间,为整顿赋税,王玄谟进一步推动雍州实土化。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     

三方元魏宗室墓志透露的历史真相

河南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宗王元羽、元详和元勰墓志在内容、风格和形制方面高度相似,但等级规格远逊于正常的宗室墓志,似有特意贬抑之痕迹。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洛阳时代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三王皆手握重权、声望显赫,对宣武帝的皇权构成严重威胁,故而死于非命。雷同的三方墓志恰可证明皇权与宗王相权的冲突是宣武政局的主要矛盾。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三方墓志进行系统的排比研究,是管窥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和洛阳时局的有效方法。     

从“国朝旧制”到“开元新制”——唐代宗室零体政治面貌的重塑

太宗、高宗年间,唐代宗室任职多被排除於台、省等权力核心部门之外,同时频繁出任高品级地方官及部分中央事务性宫职,宗室主导朝政的合法渠道被切断。这就是《李嵩墓志》中所说的“国朝旧制”,它标志两晋以来宗王政治的终结。开元年间,唐玄宗一方面仍行“旧制”,将直接威胁到皇权的近支宗室完全隔离於日常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基於理性行政的考量,又严格依照官僚制下的价值尺度甄拔其余的宗亲羣体。宗室羣体自身也与时俱进,在“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中“自奋於功名”,政治面貌上呈现官僚化倾向。这就是本文所言“开元新制”。唐代宗室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宗室政治面貌上的官僚化,深刻折射出中古社会末期统治核心层性质的嬗变。     

试论明代皇权的政治基础

皇权问题在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明朝皇帝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实行极端君主专制统治,在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本文拟对明代皇权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作一初步探讨。 所谓皇权的政治基础,是指皇帝在实行专制极权统治时所借助和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这些政治势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居于上层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与专制皇     

再识慈禧西太后（下）

纵观慈禧西太后．一生没有政治抱负．但谁也不能妨碍了她的个人喜欢,一旦个人好恶受到限制,皇权便在一个自然女人手上发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作用。     

明治前期日本思想界的政治改革论争

日本明治前期,围绕建立新的政治体制问题,思想界展开了政治改革论争。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步骤和政治改革方向两方面。一些当政者和大多数思想家主张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少数思想家则主张实行较为激进的改革。最终渐进改革思想占据了上风。对于政治改革方向,既有主张更加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也有主张既不能摹仿欧美民主政治体制,也不能回到传统的专制体制,而只能建立符合日本国情的君主立宪体制,还有主张回到皇权至上的传统专制政治体制。     

清朝皇权研究的创新成果——读《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

<正>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研究清朝皇权,对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的发展、演变及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珍研究员的《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①是一部研究清朝皇权的创新成果,读后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从多个视角探讨清朝皇权。作者从清朝皇权发展历程、若干宫廷制度的建立与变革、皇权发展历程和宫廷制度建立、变革中皇室及宫廷人员的遭遇等方面考察清朝皇权,使皇权研究这一政治     

明代皇权转移之际的合法性博弈

本文通过对明朝皇权转移之际种种关涉政治合法性的博弈进行考察,透视明代皇位继承的文化和心理条件,对帝制体系运行中传统、实力、社会心理、人事关系间的纠结进行剖析。明代除曾发生建文、永乐间武装争位情况外,其他过渡较平稳的皇权转移仍常伴随围绕政治合法性的博弈,皇帝、士大夫、后妃、贵族、宦官都在其间扮演角色。皇权转移关乎国运、政局、民生,由此形成具有制度、文化、时局综合含义的更替规范和社会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一定程度上降低皇权随意更迭的约束作用,凸显合法性构建的必要,但总体而言,明代皇权转移仍在传统政治范围内,没有发生“转型”的明确迹象。     

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

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是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政治的继续,它并没有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指导下构建起来的传统政治的基本框架。但中国历史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即从康熙晚期到雍正、乾隆两朝一百年间,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皇权的极度膨胀,不仅构成了有别于传统封建政治的十八世纪中国政治的特色,而且与同一时代西欧、俄国王权的强化比较,无论社会基础,还是政治背景也迥然有别。十八世纪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专制集权是中国政治历史运行过程中内在逻辑发展的结     

耶律阿保机“嫁接”皇权之路

耶律阿保机在长期"打草谷"的过程中衍生出了集权意识,但契丹的部族体制并不适宜集权政治的建构,于是试图借助"汉地"实现皇权政治,此即"中国之志"。兴建"汉城",灭渤海,建东丹则更是阿保机试图建构皇权政治的关键环节,但这一政治意图被复杂的权力之争所掩盖,阿保机的政治构想也随之搁浅。     

浅谈汉初功臣集团的消亡

秦始皇创立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后,皇帝成为天下的主宰,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汉初的功臣集团,指创建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中既有文臣也有武将,构成了汉初的统治基础。形成相权强大,皇权相对较弱的局面。当皇权开始膨胀之后,功臣集团和皇权之间必将发生矛盾。功臣集团势力在西汉几代帝王的打压下最终衰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

东汉末年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结党谤政．对抗皇权及宦官势力,这种离心倾向源于皇权提倡儒学意识形态与维护权力平衡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皇权提倡的儒学本位的教化政策．导致以太学生为代表的“通经”之士的增加;但同时皇权又扶植宦官势力进入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及士大夫势力．皇权的两种努力结果相互冲突．太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受阻。由于皇权不能有效地解决太学生的“致仕”出路问题,引发了太学生的离心倾向。     

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

清初经历了叔王摄政、异姓大臣辅政的两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入关前,太祖、太宗未定立储制度。皇太极过世,各派势力窥视皇权,戏剧性地达成拥立幼主福临,叔王摄政的体制。摄政王权势过重,威胁皇权,借机治罪多尔衮。康熙冲龄即位,借鉴前制陋规,形成以孝庄文皇后为核心的异姓大臣辅政统系,辅政失控,导致权臣鳌拜专权,再次危及皇权,而智捉鳌拜。摄政王、辅政大臣的争斗,反映了满洲八旗内旗籍矛盾的尖锐。摄政、辅政与皇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清初政治的价值取向。     

试论宋初政治体系建立中的“制衡”原则

宋代初期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突出的在各方面运用了"制衡"的原则与手段,一方面突显了宋代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皇权专制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古代皇权统治对于各方面政治、军事力量的防备。     

皇权再论

通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则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则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发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规范,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基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明代权宦沦为皇权牺牲品的历史原因探究——以冯保为例

明代宦官之祸最烈,无论权宦如何揽权干政、欺君蠹国,最终还是在皇帝的一纸诏令中败亡,权宦之荣辱皆出自皇帝之意,即"爱憎惟帝意"。明代权宦始终撼不动至高无上的皇权,反而却成为皇权的牺牲品。何以出现此种情况呢?笔者以权宦冯保为个案进行剖析后,认为权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明代权宦不能颠覆皇权反成为皇权牺牲品的真实原因。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

晋初宗室势力与皇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晋武帝时代先后在泰始、咸宁、太康年间三次分封、调整诸侯王,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晋武帝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权力结构的转化,并成功地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