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法学生窃图案

1906年,法国海军学校发生了一起轰动欧美的"中国留学生窃图案"。"窃图主犯":向国华,字子瑜,湖北沔阳人,清光绪壬寅科举人;石瑛,字蘅青,湖北阳新人,清光绪癸卯科举人,两人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自两湖书院选派的留学生。     

“虎文化”与云南“沙壶”的关系

“虎文化”与云南“沙壶”的关系李盛铨《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夷妇人沙壶居牢山。捕鱼水中,触沉木有感,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术化为龙,出水上,九子惊走,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后牢山下有一夫一...     

张之洞的《半山亭记》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原籍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其父张锳,字春潭,举人出身。道光十三年(1833)任贵筑县知县,寓所在贵阳六洞桥(今六洞街),道光十七年(1837)张之洞出生于此。据说因此取名“之洞”(他们弟兄系“之”字辈,有张之清、之渊、之(氵舞)等)。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锳擢升兴义府知府(府治在今安龙县)。张之洞7岁时随其父到安龙任所读书,到14岁始回河北原籍准备应试。后历中秀才、举人、探花,成为晚清重臣和后期洋务派首领。     

邹容留学日本时间考

邹容何时留学日本,目前史学界尚有分歧,主要有四种说法。1、1902年留学日本。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讲道“壬寅(1902年)游海外.”因此,一些文章包括《辞海》和《中国近代史辞典》邹容词条皆用此说。2、1902年春留学日本。冯自由在《〈革命军〉作者邹容》中说:“邹父命蔚丹负笈东渡,时为壬     

忆“湖北圣人”石校长蘅青师

民国14年,母校由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为国立武昌大学这一阶段．校长系由石瑛先生（字蘅青,湖北省阳新县人,以清末举人留学法国、英国多年,同盟会会员）担任,为时虽短,革新颇多。师虽因学校发生风潮去职,但他的人格风范是永留人间的。吴稚晖先生在《石蘅青事略》中尊之为“湖北圣人”,盖棺论定,方之时人,当之无愧。我自蘅师任校长起,迄对日抗战时期,师任湖北省参议会议长止,十余年间,亲聆训诲多次,深印脑海。     

刘伯承学俄文

1927年秋天,刘伯承坐一艘苏联海轮,离开上海去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在船上,他被告知他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当时的中国留苏学生都取了俄文名。别看刘伯承是个名将,打仗归打仗,留学归留学,他一句俄文不懂,一路上念佛似的暗暗念叨着自己的新名字：“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刘伯承仍在心里默念着“阿法纳西耶夫”,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     

湖北银元局与北洋银元局发行的钞票

湖北银元局与北洋银元局发行的钞票吴筹中银元局是铸造金属货币的,但有的银元局除铸造银元、铜元外,也曾发行钞票。银元局发行的钞票,印制考究,图象精美,古色古香,存世极少。湖北银元局的银元票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十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会同湖北巡抚谭洵向清廷上了《请铸银元折》的奏本,旨准后,于武昌三佛阁成立湖北银元局,铸造银元。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王秉恩认为甲午战争后,海禁大开,行用银元之处渐多,且各省均将铸造银元。为了扩大银元的流通,他向张之洞建议,由湖北银元局发行银元票。并认为银元票的印制,必须精美,特委托赴日留学委员邝国华联系日本大藏省印刷局印制。我们收集到一张湖北银元局的银元票,此票长２１．１厘米,横１３．７厘米,四周有狭的花纹边框,框内上端印满汉文“光绪元宝”四字,其下印双龙戏珠图像和光绪元宝银元正背面各一,银元图像下直书“凭票取银壹大元”,右旁印“湖北银元局”五字,左旁有“陶字第贰百柒柒号”字样,下端印“重库平七钱二分”（插四上左）。背面印湖北总督张,湖北巡抚于的示谕（插四上右）。其中说明“银元局刊发银元票每张壹元,与官钱局所发钱票相辅而行。”由此可见这种银元票只发壹元的一种,票上印有重库平七钱     

从《清实录》看郑板桥

《清实录》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一般认为此书中没有提到郑燮(板桥),也就不去寻找有关郑板桥的资料。其实,《清实录》中蕴藏着许多有关郑板桥的资料。 该文是第一次从《清实录》中摘出有关郑板桥的资料,加以编排和说明,供研究郑板桥的同志们参考。 从《清实录》看郑板桥的几件事 “四十举于乡” 杨荫溥藏郑板桥《自叙》墨迹:“雍正壬子举人”。陈子良藏郑板桥《刘柳村册子》墨迹:“四十举于乡”。 《世宗实录》卷一二一:“(雍正十年七月丙戌,以)提督安徽学政、内阁学士王兰生为江南乡试正考官,检讨吴大受为副考官。”郑板桥是王兰生、吴大受录取的举人。     

论张之洞兴办洋务事业中的“抵洋”思想及其实践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期首领。早在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时,他就开始设立“洋务局”,致力洋务事业。1884年赴两广总督任后,他根据“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形势,明确提出了“洋务最为当务之急”的主张,开始筹建织布局、铁厂,着手兴办枪炮厂,粤洋水师,水陆师学堂等,倾心洋务,图强御侮。1889年7月,张之洞移督湖广,官鄂近二十年。他以武汉为根据地,励精图治,不图苟安,先后创办了许多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性企业,异军突起,把湖北武汉变成了洋务活动的另一个中心地区,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纵观张之洞兴办的洋务企业,其中虽有买办性和依赖性的一面,但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大量的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保权保利的积极因素,这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拟就张之洞洋务活动中的“抵洋”思想作一番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

本文根据“张之洞档案”中所藏电报、信件,全面考察张之洞与杨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一考察揭示晚清从甲午年（1894）到戊戌年（1898）的政治内情。最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杨锐即常住北京,充当张之洞的“坐京”,为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并办理各种交待事务。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了大量的指示,并在杨锐被捕後积极进行营救。本文还证明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的作者不是李焜瀛（符曾）,而是杨锐。     

蔡元培先生与卢氏三代人

<正>“古道可风,更创新校;奇冤竟雪,赖有佳儿。”这是蔡元培先生送给他的至交好友、我的曾祖父卢国华的挽联。卢国华(1866—1927年),安徽庐江人,字实君,号小相,又筱湘,效襄,筱襄,邑庠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后入孙家鼐、李鸿章幕府,系清光绪甲午举人。1903年卢国华在家乡创办庐江中学堂(即现庐江中学),卢国华次子卢美章系当年庐江中学堂首届学生之一。卢美章若干年后回忆到:     

明代才子徐渭的四次婚姻

明代徐渭是个才子兼艺术家,考过举,杀过人,坐过牢,和梵高有点类似,出现过精神问题,一度自残,死后才声名鹊起,受人景仰。他比梵高早出生三百年,却也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坎坷,经济上穷困潦倒,精神上孤傲狂放。他的一生中总共取过四任妻子,与第一任妻子潘似的婚姻是他最幸福的一段,第二和第三段婚姻非常短暂;最后一任妻子张氏给他生了第二个儿子,被他狂病发作时打死,也让他坐了七年牢。七十三岁时,把他的一生大事记录在《畸谱》卷中。享年七十三岁。     

元史研究的可贵探索——评田虎先生的《元史译文证补校注》

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元史向以艰深难治著称,它不仅内容庞杂,资料亦复零散。年轻的史学研究者田虎先生,却在此领域进行了艰辛的耕耘,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近著《元史译文证补校注》中。 《元史译文证补》系清代著名学者洪钧所撰。洪钧（1839—1893）,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七年（1868）廷对第一。”（《碑传集补》卷五）曾历任湖北学政、江西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光绪十三年（1887）,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清廷驻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六年（1890）升为兵部左侍郎,归国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位,年五十有五。”（《清史列传》）《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清史列传》     

焦卓然先生和他编纂的《中华国难教育读本》

案头这本32开、石印、线装的《中华国难教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经历了65年漫长岁月,册页泛黄,字迹漫漶,但它丰富的内容,深邃的意境,字里行间闪烁着的爱国主义思想光彩,仍熠熠生辉,使人肃然起敬.看到这个“读本”,使我想起它的编纂者、恩师焦卓然先生.(一)卓然先生字立忱,山西新绛县泉掌乡史家庄(今名朝阳庄)人,清光绪六年(1880)生,幼入私塾,勤奋刻苦,好学善悟,为清代末科秀才.22岁考入山西省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例授举人(当时称“洋举人”).之后即一直供职教育界,历任兰州中山大学教师、运城省立二中和菁花中学教师、新绛绛垣中学教师、新绛县教育会长、《新绛县志》纂修.他关心爱护青年,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在师生中、在教育界享有崇高威望.1933年,因不满反动当局对学校的统治,愤而隐居山林,上了乡宁县云邱山.不久又在当地八宝宫的乡宁县三高任高年级国文、历史教师,直至1938年3月日寇进     

《两般秋雨盦随笔》整理后记

《两般秋雨(?)随笔》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笔记,(后简称《随笔》)作为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者梁绍壬,字应来,号晋竹,钱塘人.从《随笔》的个别篇章中,和作者表弟汪适孙给《随录》写的序文里,可以约略见到作者的家世与生平.序文说作者以“宰相之,华胃,膺孝廉之巍科.”指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又中过举人.     

林纾与王寿昌声泪合译《茶花女》

清末举人出身,既没有上过洋学堂,又没有出国留学,对于外国语言、民情风俗一概不知的人,谁能相信,在20多年中竟能译出好好丑丑近200部小说。这位今古奇才,就是被人称为“译界之王”的林纾。要问林纾是怎样走上翻译小说道路的,还要从王寿昌、林纾声泪合译《茶花女》说起。     

谈“丘”与“邱”——读史树青《邱逢甲自书诗轴》

读《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载史树青学长《邱逢甲自书诗轴》,颇多启示。因《岭云海日楼诗钞》题作者名为丘逢甲,而“自书诗轴”署名为邱逢甲,故文中谈到姓氏问题,他说: 关于邱逢甲的姓氏,近年一般人都写成“丘”,从这件手迹看,署名作“邱”。此“邱”字作为姓氏并未列入简化字,古与“丘” 通用,但在姓氏中,“邱”与“丘”是有区别的。所说在姓氏中“邱”与“丘”有区别,是也。但言尚有未尽,特为补述求教。 《尔雅》有释“丘”篇,《说文解字》“丘”、“邱”并见,古文作业。古代以“丘”字为姓者,复姓中有左丘、吾丘、龙丘、丘等。如左丘明,是相传《左传》的作者;汉有吾丘寿王,《汉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辨伪

《哀牢夷雄列传》(以下简称《列传》)署光绪十年(1884年)夏正寅撰,内容系记述清咸同年间云南哀牢山区彝族李文学等诸起义人物的英雄业迹,原稿为白棉纸手抄残本,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据刘尧汉先生自称,此稿系他在1953年7月偶然寻     

范熙壬与孙中山、李大钊的情谊

正范熙壬(1878~1938年),湖北黄陂天河街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15岁中秀才,19岁在两湖书院中举,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曾以清末举人参加"公车上书",留日创办《新译界》并任总理、翻译《资本论》,武昌首义后任湖北都督府一等总务秘书主任,民初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非常国会主席。历任北京、重庆等大学教授,是我国清末民初司法体系的理论构建者与实践先行者。1938年病逝武汉。     

张之洞电稿(一)

<正> 在我馆书画藏品中,有一部张之洞电稿墨迹,共280件,分装成五册。据题记,此系1921年与1922年之交,新城(今山东桓台)人王树柟主持议刊《张文襄公全集》时,从张氏后人手中发现的。当时,张氏家藏有张之洞电稿十余(匚夹),其中有正副两稿者,王择取其初稿装璜成册。这部电稿后归畿辅先哲祠,建国初期移交我馆。电稿文字,有的是由张之洞亲手所拟,有的是由幕友代拟,而后由张之洞里定的,多有删削涂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