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道看五代士人的从仕心理

冯道是五代士人的代表,他的从仕历程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五代士人从仕经历。对于冯道,历代史家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通过对冯道事迹的分析研究,既可对冯道其人有两种截然不同评价的原因加以解释,也可对以冯道为代表的五代士人群体的从仕心理有深刻的了解。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简评冯道

五代冯道历仕四朝十帝,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人物的评价不宜单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来定其奸佞,若跳出“忠臣不事二主”的樊篱,冯道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劣迹”,反而对当时社会发展有所作为.冯道为人宽厚,一生勤俭,身居高位,爱护百姓,提携后进,保存文化.对于冯道,不宜因为他没有在王朝交替中“杀身成仁”而过于非议,其努力适应当时历史条件勇于救补于一时的行为应该得到肯定,应该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北宋曹洞宗复兴初期的弘布及其时空过程——以芙蓉道楷行迹的复原为中心

北宋中后期,禅宗之一的曹洞宗开始复兴。芙蓉道楷是曹洞宗复兴过程中的一位重要僧侣。宋末,自随州向北至东京一带,成为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重要区域。受道楷影响,其法嗣占据了大量名寺名山之法席,彻底扭转了宋初曹洞宗衰败之势。虽然芙蓉道楷在东京与士大夫缔结了深厚的关系,但是由于与宦官谭稹的交恶,导致了最终被贬淄州。从长远的时间来看,道楷被贬使得大洪山寺僧人最终失去了宋廷的青睐,曹洞宗也逐渐失去了东京这一重要的化区。     

略论冯道

五代的冯道(公元882—954)是我国历史上颇受訾议的人物,千百年来,凡是提到冯道的,大抵毁之者多,誉之者少,他的名字几乎成了贰臣的代名词。欧阳修骂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骂他“乃奸臣之尤”,清代的王夫之说:“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昂,一个比一个措辞尖刻,冯道简直成了罪恶的渊薮。这其中当然也有为冯道辩护的史学家,清代的赵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论及张全义、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谈生涯一味谁参透——浅析冯道

冯道是五代时期的政治名家,也颇富争议。有人称赞其“宏才伟量”,有人骂其“奸臣之尤”。本文对冯道持肯定态度,认为正确理解冯道,必须破除愚忠观念、消融华夷之分。     

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

司马光充分汲取自先秦儒家与他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他提倡了民族和睦观 ;发展了民族平等观 ;丰富了民族诚信观。司马光将孟子的“气节观”、“大丈夫”精神 ,渗透入其民族观中 ,大力倡导民族气节。     

政坛不倒翁冯道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最昏暗的时期,一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这期间出了位厉害角色,即创造了历事五朝十帝而不倒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的史上第一“骑墙派”——政坛不倒翁冯道。自从冯道进入政坛以后,无论谁当皇帝都来找他。“儿皇帝”石敬塘时代,冯道曾提出辞官回家种地的请求,不但没被批准,还被皇帝眼含热泪一通臭骂：“好你个老冯,你跟过那么多皇帝,轮到我了你就想开溜,是不是瞧不起我？”可见冯道还是很有才的,要不然不可能总是一路绿灯。     

＂十朝元老＂：职场第一达人冯道

冯道（882—954,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史称“官场不倒翁”）,字可道,五代时人,自称长乐公,心胸宽阔,随遇而安,一生过得算是快乐。一日,冯道的一位学生到他家读《老子》,当读到书中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忌于师讳,不敢往下念了：“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则不以为然,呵呵一笑,你道吧,想咋道,就咋道吧。     

《庆历圣德诗》与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

石介《庆历圣德诗》是北宋中期政治、学术与文学三者强力互动的产物。儒道实践精神的迅速张扬,以“君子小人之辨”为核心的朋党政治新理念的成熟,以及赋颂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嬗变,共同造就了该诗不同凡响的精神内涵。作为宋初儒学名家,石介将“道”的普遍原则运用于时政判断之中,褒贬忠佞,形诸歌咏,不仅开创了以赋颂之作为党争服务的先例,且标志着朋党政治已经完成了由权利之争到意气之争的形态转变。在北宋政治文化及颂美文学的演进史程中,《庆历圣德诗》无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影响。     

略论北宋入閤仪与文德殿月朔视朝仪CSSCI

"入閤",为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的朝参形式之一,其制始于唐玄宗一朝,历经五代宋初,内涵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至神宗熙宁三年得以废罢。而后,宋廷重新制定"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使五代以来月朔正殿朝参仪制"名实不符"的弊端得到了解决。本文主要以厘清唐宋时期入閤的内涵演变、解读仪制的具体内容为出发点,以期对这一议题作出补充性的研究。     

唐宋“四六”渐变转型的艺术轨迹

从晚唐五代到宋初百年,“四六”创作成绩斐然。李商隐等人开启了骈词俪句引领风骚的新时代。唐末“韦雄割据、各务争胜”的现实需求,为幕府文士提供了特殊机遇,他们“飞文染翰以济霸国”,促进了“四六”骈文的兴盛。“沙陀三王朝”时期,“四六”创作的重心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南方各地。江南文人将辞赋乃至“古文”创作的技巧广泛运用於骈词写作之中,为北宋“四六”的兴盛导夫先路。宋初“四六”继续蔓延,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更造就了许多“四六”名家。虽说“四六”称盛的文学史意义还有待商榷,但唐、宋文章艺术转型的基因蜕变实际根源於笺表奏疏的基本事实却不容否认。     

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

五代宋初时期的国都建置 ,历来成为史学界所争论的问题之一。日本学者久保和田男的《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一文 ,从郊祀功能和象征性两个方面 ,对这一时期的国都建置做了深入探讨。文章认为 ,在都城的南郊祭天 ,是中国古代国都的重要机能 ,而五代前期 ,各王朝大都在洛阳的南郊举行祭天典礼 ,故洛阳要优于开封。至后周时 ,郊祀则在开封举行 ,遂使开封的国都机能更加完备 ,奠定了宋都开封的基础。又从作为国都的象征性机能这一视角切入 ,论述了由洛阳表现为宅舍壮丽到开封表现出军事武力的都城景观之变化。     

禅宗对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影响

文人画即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北宋前及宋初官僚和文人参与绘画活动的也不乏其人,但其画风与画工的作品无异。北宋中后期,文同、苏轼、黄庭坚等名家活跃在画坛上之后,大扬文人画的声势。苏轼首次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推出王维甚至顾恺之作为此系统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要求意境萧散简淡,主张即兴作画,兴之所至取其意气创作,     

殷周时期“中”观念的生成演变——兼论殷周制度文化的沿革

终殷周二代,"中"观念内涵传承者有三:一是"中央——四方"的统治模式;二是"居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三是"中轴对称"的建筑原则。变革者亦有二:一是刑罚适中原则;二是治国以中正之道。从观念史的视角来看,"中"观念在殷周时期生成演变的轨迹并未表现为王国维所言的"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断裂式的变革,而是表现为传承与变革融为一体。传承使"中"观念源远流长,变革使"中"观念内涵日益丰富。先秦儒家"中道"观,正是在"中"观念传承与变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考察殷周时期"中"观念的生成演变,不仅有助于厘清先秦儒家"中道"观的思想来源,还有利于从观念史的视角来探究殷周制度文化的沿革。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妇女组织——女人社

据史学家考证,中国最早的妇女组织应为出现在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社”。     

士风重建与人物书写:以陶榖形象的塑造为例

陶榖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任官,是五代宋初文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性格偏激急躁,追求名利,行事作风为当时人和后世所诟病。然而,陶榖的形象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加工处理而典型化、脸谱化,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其真实面目。通过对陶榖家庭背景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陶榖其人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五代宋初所面临的士风重建问题。     

李觏管理思想试析

北宋前期,江西有两大闻人:王安石以变法名,李觏以“能文”名。李觏的学识、文章及为人风操,不仅为东南士流推服、宗师,即在整个朝野士大夫中的声望,亦当与宋初“三先生”并。李觏以“草泽书生”言天下治乱;《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富国》、《安民》、《强兵》策等,所表达出的管理主张,标示了宋代管理思想的另一意向。剖示李觏管理思想是有益的。     

在历史的夹缝中：五代北宋时期的“契丹直”

“契丹直”是五代北宋时期以契丹降人或契丹归明人建立的一种特殊军事组织,始见於晋王李存勖时代。北宋初,循五代旧制复置契丹直,并作为禁军诸班直之一长期存在,直至神宗熙宁间才被废去。关於“契丹直”的词源、词义,一般认为它出自契丹语,“直”即表示身份、职业之词尾或。且五代两宋时期禁军诸班直之“直”,亦有可能与契丹直同源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