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商榷《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

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中国最早黄牛的管理出现在距今10500年前的论述,我们从牙齿上严重磨耗现象的成因、动物遗存的采集和研究方法、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历史背景等3个方面对其所提出证据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一探讨,认为该下颌骨标本并不能与人为管理建立联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提出我们关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认识,具体包括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传入路线、喂饲方式、起源动因等4个层面。     

交流与转化——黄河上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方式初探（下篇）

<正>三、讨论(一)家养动物和农作物的传播和扩散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开展的,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东西方已经存在人群扩散、物资运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1)或"欧亚草原通道"~(2),就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而言,主要表现在中国起源的狗、猪、粟、黍的向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的"西渐",以及西亚起源的黄牛、绵羊、山羊、大麦、小麦,西亚和中亚起源的     

青铜文化中的牛

牛是古人肉食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牛也是工具和用具,能拉车载货,驮运物品,它的皮毛制成衣服,骨头被做成了工具,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牛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从已发掘的考古资料获知,现代的家养黄牛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西亚地区的野牛, 中国境内最早的黄牛出现于五千多年前的甘肃地区。     

再论海岱地区的史前牙璋

分布遍及黄河、长江和岭南等广大地区的牙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极为重要的玉礼器。关于牙璋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山东东部地区四个地点出土的牙璋,形制原始,年代较早,出土牙璋的遗址和伴出的镯类玉石器等,主要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部分可延续到龙山文化早期。据此,可以确认牙璋最早起源于东方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     

商代晚期黄河以北地区的犀牛和水牛——从甲骨文中的■和兕字谈起

甲骨文中的究属何物?这篇文章从古文字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图像学、古文献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出发,论证了即兕,即当时活跃在安阳地区的水牛。我们最近在名为《中国家养水牛起源初探》(刘莉、杨东亚、陈星灿著,《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第141￣178页)的论文中,多处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认为圣水牛是野生水牛,中国家养水牛的起源,应该是圣水牛灭绝之后的事。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后,觉得应该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给不能看到原文的读者共赏。本文把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做了最好的结合,确是证据充足、说理透彻的一篇好文章,对于我们认识甲骨文的字,了解商代的水牛以及古代人类狩猎、利用水牛的种种行为都有很大帮助。     

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

本文利用医书资料,探讨古人如何理解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气候,并以脚气病、疟疾、麻病病、梅毒为例子,说明岭南地区自然环境与疾病的关系。从史书中知道,自汉代已形成对南方炎热潮湿的看法,并以此解释岭南地区流行的疾病,这个看法一直支配著古人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虽然如此,医家在治疗这些疾病时却取得一些成果。     

岭南地区汉代陶囤研究

岭南地区汉墓出土陶囤的作用是存储未脱壳的粮食,其根据盖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岭南地区陶囤最早见于西汉中期,当时仅出土于南海郡,根据墓葬和其自身特点,可将岭南地区陶囤年代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分为五期。     

试论汉代陶灶的岭南类型

汉代岭南类型陶灶以带有前出地台、有底为显著特征,平面以长方形或梯形为主,主要流行于岭南地区,出现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以后,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从时代、形制上看,不排除其受到徐州地区陶灶影响的可能。岭南类型陶灶在东汉时期传播到了邻近的湖南地区,其中平面为舟形的陶灶在六朝时沿北江、赣江传播到了江西地区。岭南类型陶灶基本上沿西江、桂江、漓江、湘江及北江这些主要河流分布,而这些河流正是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     

宋代以来客家移民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宋代以来客家人向岭南西部边疆的不断迁移,充分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岭南西部的经略方向和经济开发进程。随着客家移民的触角从早期的桂东南逐渐延伸到北部湾沿岸、桂西南沿边和桂西边缘地区,在人口增长和生产技术的推动下,岭南西部的经济开发经历了一个从东至西、从腹地到沿边地带推进的过程。在此客家移民、经济开发与王朝的边疆经略相契合,而客家移民无疑是主体,在王朝经略岭南西部、开发和巩固岭南边疆、实现岭南西部边疆地区＂内地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岭南地区一种早期石器时代文化的辨析

本文通过对岭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一批重要遗址的石器进行文化分类排序的尝试 ,归纳出一套具有典型特征结构的石制品组合 ,并将以这套石制品组合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黄岩洞文化”。对岭南地区所谓的“中石器时代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路沟通了我国岭南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对于研究汉代中西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玻璃珠饰是岭南汉墓出土器物中最为典型的一类。本工作对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的玻璃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化学成分和器型风格,对玻璃珠饰的产地来源进行了探讨,进一步阐明了汉代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之间的交流。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西交流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汉代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广州出土南朝龚韬买地券考

龚韬买地券为广州地区首次发现的南朝买地券材料。买地券内容包含强烈的冥府观念和道教信仰,并折射出南朝时期岭南地区土地私有化的发展。为研究南朝时期道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     

岭南铜提筒与江东原始瓷筒形器的比较研究——兼论百越文化视野下的提筒形器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铜提筒在当地越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江东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常出土一类带提耳的原始瓷筒形器,其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在尺寸、器形等方面与铜提筒多有相似之处。从浙江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出土的一批标本器入手,对这一类筒形器重新进行类型学分析,然后就其主要的功能性因素与岭南铜提筒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明确二者的相关性,进而归纳出此类提筒形器在春秋以后南方各地出现的规律。该形制可能并非被动传播的文化因素,而是百越文化背景下各地的统治阶层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为凝聚族群认同,维护统治利益,而对文化因素和器物形制作出主动选择和"策略性操控"的产物。     

清末民初广东、江苏海外移民比较研究——以华侨省籍分布差异成因为主的分析

论文从迁入地因素、迁移主体两个主要因素,比较分析了广东和江苏不同的海外移民趋势的成因。从迁出地因素看,人口压力并不一定导致人口迁移。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近代城市和近代工业的兴起,是影响国际人口迁移的客观条件。从迁移主体因素看,广东和江苏分属岭南文化和江南文化系统。岭南文化传统中存在反叛精神与冒险意识,广东华侨具有迁移经验、知识、气质等,都是迁移者所必备的迁移禀赋。而文教一直比较发达的江苏,更有"敏于习文"、"士乐名教"等文化特质,注重安土重迁。迁移者的地方民性以及迁移者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影响。     

一夫多妻制在古代岭南盛行的地理基础及其历史影响

历史文献记载及婚俗残余反映古代岭南地区盛行一夫多妻制,本文在此基础上,指出该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等是使得一夫多妻制盛行的主要原因。一夫多妻制在岭南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可分为山区、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三个地区,给当地社会和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在岭南经济发达的城镇,重婚、“包二奶(情妇)”现象又有所抬头,是新形势下一夫多妻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折射。在正视这种现象同时,应充分认识它,并采取强有力措施革除它,以达到净化社会风气的目的。     

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研究

滇文化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位于云贵高原滇池区域的一支风格独特的考古学文化,以数量众多、特征鲜明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闻名于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朵奇葩。从文化特征来看,既有源自云贵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也有大量来自周边地区如中原、巴蜀、岭南等文化的影响,还有来自更为遥远的欧亚草原、南亚甚至西亚地区的因素,因此滇文化是杂糅了大量其他地区文化因素的一支复合型文化。其中,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使其显得与周边一些典型农业民族的青铜文化差异较大,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     

岭南文化区域系统分析

从整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活跃的区域文化之一。岭南文化区域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本世纪末的改革开放20年来,岭南地区成了一块经济发展的热土,使岭南文化一跃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势能文化之一。岭南文化在其孕育、成长、定型和演变过程当中受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构成了其特有的文化整合与演变模式。本文从区域系统分析的角度对岭南文化进行初步研究,得出结论:(1)岭南文化是山水型的实用文化;(2)岭南文化是开放性和兼容性极强的区域文化;(3)重实践,讲创新,少说多干是岭南文化的精髓;(4)岭南文化系统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南国文化景观。     

唐代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分析

本文利用大量数据,从时、空、类型等三个方面描述了唐代岭南文人的社会流动,即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分布来看,有唐一代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但持续平稳的增长之中,且后段的数量要大大高于前段;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地理分布来看,唐代流动文人在岭南的分布异常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五管"及以广州、桂州为轴线的各州,各期州数的多寡与人数的增减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流动类型来看,向上的、水平的流动都是后期比前期的多,向下的流动则基本持平,表明岭南在唐代后期越来越富有吸引力,而文人大批量地到来,又会对岭南文学风习的涵养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这种改善非常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