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康有为先秦诸子考辨之考辨

戊戌政变之前的10多年间,康有为的主要精力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这使他聚焦先秦诸子,不仅对众多的先秦诸子予以身份确证和学派归属,而且从不同角度对他们的思想予以阐发。与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的需要息息相关,康有为的先秦诸子研究以孔子为中心,用力最著的便是对孔子之学的系统梳理。     

以"治道"为视角看法家与墨家的关系

中国先秦学术的精华在先秦诸子之学.学者们对于先秦诸子派别的分类不一,有的分为六家,有的分为九流,然而其中最主要的派别,只有四家,即儒、法、墨、道.法家之学是一种纯粹的治国之学.中国学术中,如果缺乏法家之学,便要失去关于治国方略方面最精彩的一部分.     

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

明清之际,诸子学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萌发的迹象。晚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诸子学的复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维新运动兴起之前,部分耆学宿儒承清初诸子学复萌之余绪,本着乾嘉汉学的研究路数,初步性地开展关于诸子学的研究,对于诸子典籍的校勘、辑佚、考证、注释,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为诸子学在晚清的兴起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新派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诸子学,使诸子学的研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开展起来。新派学者破除了“独尊儒术”的藩篱,扩大了学术眼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振兴祖国民族文化和探讨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上面,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为民国年间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诸子学在近代的复兴

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自秦汉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的集权统一,加上董仲舒等人的融合总结,其精华几乎都被纳入儒家学说之中,逐渐不被人们所提及,后世的许多学者为了维护儒学的至尊地位,也视诸子为异端学说而力加排斥。然而到了近代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政治上的救亡图存和文化上思想上的启蒙开新成为时代的主题,诸子学被学者们用于寻觅经世之依据,因而蔚然兴起,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界复兴。     

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1922年,梁启超公开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接受了叶适、汪中、崔述、康有为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还在于其间接地受到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启发.因此,这一整合中外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回响.而该说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试论先秦诸子学在清代学术中的地位

清代学术以考据最有特色.学术理路的选择决定了学术的走向.以子证经、史这种缘起决定了清儒研究诸子也要以考据为主.在经、史考证需要的推动下,先秦子书得到了大量的整理,子学也走出了理学时代的异端地位,而回到了"子为六经羽翼"的学术体系中,并为近代子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先秦诸子价值问题论争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奠基作用

文化的核心体现在价值体系和价值原则上。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通过激烈的论争,首先提出了人道原则、自然原则、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这些重大价值原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对中国文化有奠基之功。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上)

“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二十余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秦诸子在思想资料、思维对象、思维方式和思想范畴诸方面 ,均与先秦王官之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官学千余年深厚、博大的积累 ,才有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喷薄竞出。诸子百家的胚胎在三代官学的母体中有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 ,这种传承关系是割不断的     

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下)

“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二十余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秦诸子在思想资料、思维对象、思维方式和思想范畴诸方面 ,均与先秦王官之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官学千余年深厚、博大的积累 ,才有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喷薄竞出。诸子百家的胚胎在三代官学的母体中有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 ,这种传承关系是割不断的。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简要言之,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     

先秦墨家孝道简论

墨家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的学说在战国初期影响很大,“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有关墨家学派之书,今仅存《墨子》残卷五十三篇,这五十三篇,大部分可信是墨子学说的记录。墨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代表下层平民思想的学派,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论“孝”最多者,《墨子》一书凡“孝”48见,班固亦谓墨家“以孝视天下”(《汉书·艺文志》)。墨家之孝,以“兼爱”、“利亲”、“交孝子”为要义,…     

从魏源《老子本义》看清代学术的转变

从魏源《老子本义》看清代学术的转变罗检秋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学术领域影响深广。他不仅在经、史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清代学术格局的改变和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他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同时他也研究过先秦诸子,撰写了《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     

两汉“诸子”与儒家思想的主流化

<正>“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诸子》,“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即职掌教导诸侯、卿、大夫、士之子的官员，可谓是“王官之学”的重要参与者。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学在王官”变为了“学在四野”,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他们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相互辩难，“百家争鸣”的盛况出现，“诸子”逐渐成为他们的代称， 这个提法出自《史记·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     

两汉诸予论风俗

我国历来是一个重视风俗的国度,至迟在西周时代就已建立了采风制度。及至春秋战国时代,风俗开始成为先秦诸子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风”、“俗”两字首提者为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风俗”一词,最早提出则是苟子,“广教化,美风俗”。不仅如此,能否移风易俗也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秦国就是一个成功转变风俗的国家。入秦汉之后,风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先秦时期的历政文化

中国古代自尧制新历起形成了实质上与巫史文化对立的历政文化,这标志着中国古人对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对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发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并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天人哲学,故历政文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文化之一。在先秦学术中,真正继承历政文化精髓并使之升华的是儒家之学,渊源于历政文化的阴阳五行之学则最终沦为一种“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小数”。     

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

<正>《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此即后世所谓小学、辞章、义理三学之滥觞。而义理之学,实包儒学与所谓异端,即儒学之外的诸子与道、佛二教,如熊赐履《学统》即以诸子与道释二教为异端。清末宋恕当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明确提出救世之策在于复兴"周末诸子之教"。在《致夏穗卿书》中,梳理两千年来先秦诸子     

《国学概论》"今文"、"古文"观商榷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问题。《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古”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之争。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