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

以日记做史料,不能以记者的是非为是非;要进得去,出得来,特别是要充分了解所记之事存在的语境及前后历史之变化。以此来看蒋介石日记关于中共抗战的记载,则可发现一些无法遮蔽的历史事实。其中所记"山西平型关击退敌军""第八路军亦能听命也""共党之反响与瑞兆""中共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等语,充分说明了中共与国民党协力抗战的地位和作用。而在蒋介石看来,"后方共匪无几,其力全在战区",尤可谓中共全力抗战的典型写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一度试图与日"谋和"的时候,其最大的顾虑就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充分说明了中共对抗战的支撑性作用。日记中,蒋介石越是对中共"愤激"和扬言"制裁",越是反映中共的发展之快之大。而在"沦陷区"中共愈是发展,则显然愈是对日本统治的打击和消解。     

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

合作与冲突始终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风雨同行。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两党携手御侮,但政党之间的分歧仍然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加剧了国共之间的权力博弈。陇东事件发轫于国共两党对陇东统战县域的争夺,根源于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陇东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摩擦行动。冲突的发生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重庆政权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发展也未逾越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的解决范畴,国共双方交涉最终陷于蒋介石推脱责任,甘肃省政府居中调停,陇东署县政府承担一定责任,交涉双方相互指责的扯皮之中。     

中共党员战斗在蒋介石身边

中共党员战斗在蒋介石身边张容生,周黎明段伯宇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抗战期间在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工作。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周恩来要段伯宇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当时国民党陆军大学正招收第七期学员...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

过往的研究者对于中共根据地边币的考察往往局限在以中共角度切入,忽视了国民政府的反应与对策。仅就晋察冀边币来看,国民政府在1939年5月至1940年7月间,不仅对其一直持续关注,而且在军委会系统、行政院系统及地方军政部门之间的频繁互动之中,先后推出了3套解决方案。但由于国民政府对中共边币研究不足,了解不够,导致其所制订的对策多停留在纸面而难以在形势错综复杂的抗战前线付诸实施,加之其工作效率亦极为拖沓,造成了以上解决方案在残酷的货币斗争中一一破产。     

国民政府军在安徽正面战场的抗战（上）

国民政府军在安徽正面战场对日本侵略军的抵抗作战是英勇壮烈的。
　　国民政府军在大陆出版的历史著作中除规范称中国国民革命军外,还称国军、中国军、中国军队、国民党军。名称的多样系由多种语境造成。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分别隶属于第二战区、第三战区序列,但由中共独立自主领导抗战。在抗战中,国民政府军担负着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任务,同时开辟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抗击日军。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反投降”视角下看曹甸战役的发生

1940年11月底,黄桥战役后会师于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向驻守在淮安、宝应间的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发起作战行动,史称"曹甸战役"。该战役是抗战期间中共军队主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1939年6月后,中共认为国民党投降的危险迫近,而投降的直接准备就是反共。这个看法一直持续到曹甸战役的发生。"克服投降危险"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自己规定的核心任务。对于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性与严重性的判断,是中共发起主动进攻合理性的依据。曹甸战役就是在反对可能的日蒋联合剿共的极严重危险下所产生的结果。     

浅析1943-1945年太行根据地剿蝗运动

1943—1945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八路军主力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但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太行区民众众志成城,生产自救,最终战胜了蝗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关于战时沦陷区国民党与伪组织关系的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与伪组织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抗战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员多数参加了抗日,只有少数投降了日军,作了汉奸卖国贼。第二个阶段是在国共两党基层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遂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转移到沦陷区。在沦陷区,国民党上级党部派遣大量党员楔进敌伪组织内部,以此利用伪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以及对付中共,同时也暗中破坏敌伪组织的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极力争取伪军势力,甚至帮助伪军对抗中共的进攻,以此与中共展开竞争,争夺控制敌后地盘。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 ——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

论文从国共合作抗战背景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情况、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发展及国民党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遏制及中共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干部构成、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方面,受到中共的深刻影响。在中共的引领下,该团在东江流域积极开展民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呼应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国民党中央在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方针后,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容忍转向防范。广东军政当局制造"博罗队事件",企图取缔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坚持其自身作为华侨团体身份的合法性,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使得"博罗队事件"和平解决。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则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交后,为掩饰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诱骗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这让蒋介石倍感舆论压力。双方反复谈判,第三方积极斡旋,台前幕后,斗而不破。末了,蒋介石将中共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借此孤立中共,并利用参政会的决议化解中共政治攻势。中共则借机达到将皖南事变实质揭露出来、遏制反共逆流的基本目的。     

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特种兵始末

抗战时期,新疆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具备的特殊条件,而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中国安全的军事基地和八路军培养及训练特种技术兵种的基地。八路军在新疆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特种兵骨干,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此还培训了许多飞行员和机械师,装配了一批战斗机,成为我军现代化军事技术骨干和国民党空军骨干,为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钟鼓岩谈判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需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赣粤边特委在江西大余池江召开干部大会,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并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七七事变”爆发20多天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     

徂徕山起义与山东中共抗日武装的兴起

徂徕山起义是抗战初期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组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是山东地方党白手起家创建的抗日武装主力。中共山东地方党在基本独立运行状况下,通过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吸收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民间武装创建起自己的抗日队伍。这与山东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密切相关,更主要是山东地方党积极执行中共中央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策,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抓住历史先机,凭借统一战线、耐心细致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与坚决的抗敌斗争、红军建军经验等,艰苦卓绝努力扩军的结果。     

立足敌后:抗日战争与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背景下,中共军队不仅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协力合作,更放手发动民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自身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抗战时期都是中共军事力量成长的关键阶段,影响深远.     

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

抗日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历时八年的抗战中,八路军总部在全国主要城市南京、上海、西安、武汉、重庆等地设立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八路军办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统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开展八路军的抗战活动,向国民党当局洽领军饷,筹集和转运军需物资,接待过往八路军人员,向延安和抗日前线输送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它实际上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联络的中枢,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创造了可歌可颂的光辉业绩。     

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胡宗南与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胡宗南主持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国民党为对日持久作战、与中共争夺知识青年、弥补干部不足的短板而创设的干部训练机构.该训练团存续时间长达七年,几乎贯穿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战干团一方面延续黄埔模式与国民党干部训练传统,另一方面又加入胡宗南个人治军特色.受训干部大多被派遣到部队基层、西北地区或沦陷区.战干团在源源不断地为持久抗战补充新鲜血液的同时,更成为胡宗南限制中共力量发展、垄断地方资源、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工具.围绕"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引发的国共摩擦及国民党内部军政冲突,凸显了胡宗南在多元势力中拓展个人权力网络的尴尬遭遇,也折射出战时地方力量消长背后的独特政治生态.     

抗战时期朱蕴山协助中共开展统战活动

抗战时期朱蕴山协助中共开展统战活动徐承伦朱蕴山（１８８７－１９８１）,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公开反蒋。抗日战争时期,朱蕴山协助中共与中间派政治势力、地方实力派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