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吉礼研究——以天神地祗祀为中心

朝鲜高丽朝建立后,借鉴中国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建设。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其吉礼分为大、中、小祀3个等级及天神、地祇、宗庙、杂祀等诸多内容,其在举行时间、规制、所用礼器等方面既借鉴、效法了中国制度,又根据本国政治基础、文化信仰等实际情况进行了改制,表现出了自身特点。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滥赐与元朝的灭亡——基于经济学的考察

蒙元王朝皇位更迭频繁,每当新帝即位都要大规模赏赐,平时节令赏赐也很多。加之皇室崇信佛教,大肆赐赉,导致国库空虚,故而发行了没有金属储备的纸钞,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元朝末年,整个经济体系崩溃,各种矛盾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其不足百年而亡。     

最早在广西设“省”的朝代——元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公元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元设立广西行中书省,简称“广西行省”,辖静江、南宁、梧州、浔州、柳州、太平、思明、镇安等8路,平乐、龙州2府（万户府）,横、容、融、象、藤、贵、宾、郁林、贺等9州,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及田州、来安两路军民总管府,以肃政廉访使也儿吉尼为平章政事,     

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

通过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以往学界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     

元朝德运问题发微:以水德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五德转移学说,终结于辽金时期。然而,学界对元朝的德运问题一直缺乏全面认识,而在提及元朝水德时,亦未注意到元人本身的看法。通过重点考察元人的水德说,不难发现:元人关于本朝水德的认识,最初是在古代王朝政治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五德相生说影响下的产物,即承金朝金德而为水德,与前代并无显著差异,不过此说并非蒙古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而是部分北方汉族人士对蒙古承袭金朝正统的论证;后来,又出现了以河清、玄武、五德相胜、天马色黑等附会元朝水德说的解释模式。元人对本朝德运定位的这些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说,表明德运说的内在逻辑在元代已经趋于消解,明代朝野流行的火德说的思想根源正在于此,五德转移说在清代的彻底消亡也与之密不可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五德转移说终结的脉络中,元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追踪天子的足迹 元朝“腹里”两都巡游

每年从秋分至春分的冬半年,元朝皇帝在燕山南麓农田之间的大都理政;春分至秋分的夏半年则巡游到燕山北麓牧场之上的上都治国。两都巡游的御道和其上天子的脚步打造出一块生态地貌与民族文化异常丰富的交融之地,成为大元帝国的“腹里”轴心,和光耀历史的世界心脏。     

清嘉庆以后科举与社会流动中的城乡差别——以1802-1903年进士《同年录》所载进士居地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主要依据清代进士《同年录》等资料,选取嘉庆朝以后4250位进士居地、家世及相关资料信息较全的样本,检视清代社会流动中城乡差别问题,系统考察了清嘉庆以后(1802—1903年)百年间登科进士的城镇乡分布、三代家世和重复会试等情况。研究所见,嘉庆后百年间所取城居、镇居、乡居进士比为52.99%、8.12%、38.89%,尤其是省会和大城市进士中式者最多,这一趋势在清末更突出。研究样本中三代无功名的进士占15.40%,其家族上行流动率为66.15%。城居进士的家世背景略优于乡居者,中举人和中进士的间隔也略短于乡居者。这说明科举功名具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而乡居者上行流动的机会更少。     

“渤海乐”性质的文献学考察

第一,渤海横向传到日本的"渤海乐"是足以代表渤海国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其对渤海而言,则称之为"本国乐"或"本国之乐";其在他国(如日本)而言,则被称为"渤海乐"。第二,渤海纵向传给其后裔女真的"渤海乐"仍然是足以代表其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与横向传入日本的"渤海乐"性质相同;第三,南宋时期由金朝传入中原内地的"渤海乐"还是足以代表渤海国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其性质仍然未变。第四,从"渤海乐"的最早出处——日本六国史的第二部即《续日本纪》相关史料的考察,到中国正史《金史》、《宋史》中相关史料的检索,目前尚未发现足以对"渤海乐"性质产生怀疑的任何史料,更没有发现"渤海乐"就是"高丽乐"的任何证据。     

慕容农与后燕兴衰——以“列入集团”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慕容农的个人沉浮入手,重新审视後燕复国运动。後燕复国运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慕容垂及其子侄们的个人壮举,实则在复国大旗下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河南是丁零翟斌领导的“新安集团”,在河北是慕容农领导的“列入集团”。在复国运动初期,慕容农作为慕容氏之代表整合黄河以北的故燕势力,缔造了“列人集团”,这支势力是他赫赫武功的基石。慕容垂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在西征与北伐的掩护下密谋瓦解“列入集团”,这也正是慕容农末年境遇悲凉的原因。在君位传承与政治集团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後燕政权在内斗中丧失了支柱力量,进而丧失了华北,盘踞於龙城一隅,最终走向灭亡。     

“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构成分析——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四清"运动中,约有300万人次的工作队员赴乡村参加了这场运动。"四清"工作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以各级干部、高校学生和农村积极分子为主。工作队人员的构成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四清"运动的指导精神,对"四清"运动影响深远。对"四清"工作队人员构成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的形象建构——以李香兰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除了蒙受战争苦难之外,还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国族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女明星也不例外。身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在舞台上往往是以中国人的形象或主体身份示人,并闪现星光。然而,日本侵华当局的幕后掌控,民族意识的萌生,性别的纠缠,使她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处于矛盾、挣扎之中,艰难地做出国族的选择和认同。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最终完成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女明星李香兰的形象建构,其中也包含着李香兰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抉择。不容否认的是,战争时期建构的女明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香兰战后的行为。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潮流,李香兰在社会大舞台上扮演了新的角色,并树立起新的社会形象,赋予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以新的内涵。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研究——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

在全社会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和优良传统之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党和政府将拥军优属纳入抗美援朝运动范畴,并在春节、八一建军节等节庆期间持续组织相关活动。其中,北京市于1951年、1952年、1953年春节期间,密集开展了宣传动员、实物慰问、军民联欢、寄送慰问信、慰劳伤病员、组织赴朝慰问团等一系列拥军优属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蓬勃开展,对于鼓舞志愿军指战员士气,丰富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性的形式和内涵,解决烈属、军属的生活困难,提升社会优抚工作质量,巩固军民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东南亚“那迦护佛”图像稽考——以柬埔寨为中心的考察

“那迦护佛”是表现释迦生平事迹的图像之一,自古印度无佛像时期便存在,题材虽小,却贯穿佛教艺术发展的始终。该图像传入东南亚后,由组合浮雕转变为独立圆雕,并在10世纪后的柬埔寨广泛流行,佛陀被赋予王者身份,成为佛寺中央塔的重要供奉对象。本文提出东南亚早期“那迦护佛”图像主要受到南印度影响,并将该图像在柬埔寨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明确其本土化进程,探讨图像身份转变与东南亚神王崇拜思想之间的关联。     

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新地吏”与“为吏之道”——以出土秦简为中心的考察

"新地吏"是指秦统一战争中新占领地区的官吏。从秦原有统辖地区选派新地吏是秦利用固有官吏进行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制度,既有稳定地方的积极一面,也有造成官民矛盾的消极一面。随着新地政权的巩固,推测此类新地吏将逐渐减少,选用本地人为吏则相应增多。秦虽高度重视对新地的统治,但过多的编制和严格的任命规定,往往使新地出现"缺吏"现象。为统一官吏的思想观念,也为了弥补吏员数量的不足,"为吏之道"等训吏教材从道德修养方面对官吏提出要求。但实际上,律令的执行情况才是衡量官吏品德的根本标准。一旦律令贯彻不利,就有可能导致法治的反复强化,进而衍生出暴政。这在秦推行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有其突出的表现。     

百家争鸣中的共鸣——以战国诸子“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义"在战国时期引起了诸子的群体性重视,成为子学的共同话域。诸子对义观念内涵作了选择性继承,对"义"亲亲尊尊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义"由此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对象。换个角度看,"义"是诸子共同的思想原点,论"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方向,立"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宗旨,"义"又是诸子共鸣的核心内容。这表明"义"不是某家某派的特殊标签,而是不同学派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是诸子建构自身学说的公共文化资源。诸子围绕"义"形成的争鸣与共鸣,集中体现出子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共性和内在一致性。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丁戊奇荒"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果硕硕,多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握整体,鲜少微观考察,更缺乏对灾荒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其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是"丁戊奇荒"研究的新课题。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灾民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遭遇变故后民众的身体伦理变化为考察对象,着力将灾民的身体重新放入其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加深刻地呈现这种变动,进一步引入叙事理论,就灾荒与叙事等理论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实现从灾荒叙事向身体叙事视角的转换。     

众声喧哗里无边的历史——李洱“花腔”叙事解读之一

李洱在《花腔》里力求寻找一段被历史所隐藏的过去,但无论从中心叙事者的角度分析,或从三位支撑叙事者的叙述分析,这段被隐藏的历史注定永远不会再有发生时那种真正的真实,有的只是对真实的渴望,指向真实的叙事反而将历史带到了无边无际的喧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