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

国民政府时期,两湖地区的新族学实施近代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新族学并不是单纯的国民教育机构,它与乡村望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一种宗族组织形式。新族学集合了城乡近代宗族精英,其中,新乡绅在新族学及其校董会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新族学及其校董会成为乡村宗族新的中心,宗族旧的祭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教育功能。新乡绅推动了宗族制度的改良,促进了乡村宗族变迁。     

构建为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服务的避暑山庄学

自1983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清史专家戴逸首次提出建立“避暑山庄学”学科至今,已近40年。避暑山庄学是承德打造山水园林城市、国际旅游城市的文化根基与灵魂,加强避暑山庄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服务。梳理目前避暑山庄学的学术源流、研究成果,探讨避暑山庄学概念、研究范畴、体系框架,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对于规范和推动避暑山庄学学科建设,扩大学界对它的了解和认识有重要意义。     

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下）——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

从宋初开始,民间就纷纷建祠、置田和修谱,希望通过祠堂、族谱从精神上,族田从物质上团聚族人,形成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借以敬宗收族,重建家族制度。①在富东,罗李两姓三族几乎都在明末清初时期完成了一整套家族制度和规范的建设。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闻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地方自治——以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为中心

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莫塞（Albert Mosse1846—1925）1886年至1890年受日、本聘请,担任阁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他为日本近代法制,特别是地方自治法制的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地方自治理论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读解其各个时期的有关地方自治的讲义及意见,我们发现,以法治国为目标,强调地方自治之于国家与社会的调和的重作用,是其地方自治理论的核心。     

整顿与训导：福建县政人员训练的历史考察（1934-1939）

县政人员训练是陈仪整顿闽政和推行县政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加强基层控制、推动吏治改善等方面取得一定效果,后被国民政府推至全国;但仍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学员逐渐沦为旧官僚阶层,基层治理难如人意。这也是民国时期基层干部训练的缩影。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都市治理——从全球到地方

自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和城市治理的主要手段也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政治经济的失败,最终表现在都市空间的治理当中。本文将以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案例入手,通过国内外都市空间治理的实践经验,剖析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政治经济危机后果,并讨论全球不同空间尺度当中撤退空间的治理与挑战。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在网络时代和全球化的趋势下,资本的累积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危机,亚洲国家以及中国也必须思考如何应对危机,以及探索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最后,文章从全球到地方的撤退空间讨论当中,反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都市治理政策在全球的流动,认为就后政治的城市来说,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局限还有待观察,中国城市走向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转型就必须勇于摆脱英美社会脉络所产生的都市治理论述,建构符合地方社会脉络的理论和实践。     

新文科背景下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以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方向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研学旅行发展迅速,急需研学旅行人才支持行业发展。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应主动适应研学旅行市场发展需求,科学定位人才培养方向,全面构建研学旅行人才培养体系,为地方研学旅行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本文分析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专业设置的必要性,梳理研学旅行行业人才需求与素质要求,基于此提出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建设、教学模式等维度构建研学旅行人才培养体系。     

蒙藏院与民国时期的西藏治理述论（1914—1928）

1914—1928年间,在军阀混战、政局多变的大背景下,蒙藏院作为主管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在西藏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组织边疆调查,为中央决策提供信息,并参与解决玉树争端;管理喇嘛教事务,办理西藏驻京堪布、内地活佛转世中的涉藏事宜;组织、监督全国性政治会议西藏代表选举和选派,向中央转达西藏地方的意见;协助有关方面派人进藏联络,妥善处理西藏商人进京贸易问题;接待九世班禅,支持西藏地方的爱国力量。这些对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稳固西南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院的努力并未完全达到应有的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北京双井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社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概念出发,基于北京双井街道社区工作者在疫情不同时期的活动日志和深度访谈以及社区报纸《今日双井》等多源数据,分析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特征变化,社区地方秩序的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不同阶段社区组织企划明显调整,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规律性被打破,工作地点由室内转向室外,工作活动更加多元化、破碎化;社工、居民、物业、周边商铺等社区生活圈中多元主体互动加强。本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社区生活圈服务与治理优化提升有重要意义,也丰富了新时间地理学对社区生活圈中个体与组织互动、多行为主体互动过程的解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关系的讨论

一、不能缺席的研究我们一起讨论关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目前进行这一方向研究的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也有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什么坐到一起了?应该     

新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初步运行（1949—1954年）

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是高于部级的行政监察机构,它成立后一边积极开展行政监察工作,一边不断完善各级监察机构和政策法规。周恩来领导制定了监察工作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若干具体政策,并提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动群众开展监察工作。1949—1954年,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和初步运行取得了显著成就,紧密配合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行政监察体系,其实践探索对深化当今我国监察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为了城市的春天——亲历新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下）

深圳经验——第二个春天中绽放的城市之花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迎来了第二个春天。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家建委的主要工作就是帮深圳搞规划。1980年,中央批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国家建委决定派一个“五人小组”支援深圳的规划建设,     

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

以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企业家为个案,简要地讨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展延;分析了新移民企业家跨国知识与技术优势在新兴企业成长中扮演关键作用;论述了跨国移民企业家产生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双赢策略;进而阐述跨国性的理论架构如何有助于解释华人企业家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