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的危险信号

近日,在撤离近十年后,美国一支特殊的部队重返韩国。朝鲜方面对这支部队的到来反应非常强烈,又开始新一轮的导弹恫吓。从人员编制上来看,这支部队只是营级规模的单位。     

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公元7～9世纪唐与朝鲜半岛在文化领域交往频繁,唐在儒学,佛教,道教,律令典制,科技等方面对朝鲜半岛影响深远,同时朝鲜半岛也在文化方面影响唐朝     

冷战格局形成认识——对意识形态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政治势力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因一战早已动摇了的国际格局,在此时则完全被继起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代替,并进而演化为两极格局的对弈。对弈的双方凭借各自的实力在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展开了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构成了整个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一面。意识形态于此时的彰显有客观上制约因素的消失,同时亦有双方意识信仰冲突上的必然性。但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战略的工具,所潜在的功能性无疑是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故此,本文将从主客观角度入手对两极格局中意识形态彰显之因作一全面分析,希图对这一问题能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俄国的包税制及其废除

包税制曾经是俄国间接税特别是酒税的主要征收方式,是俄国政府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其长处在于使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管理成本低廉,这是沙皇政府支持包税制的主要原因。与其共生的腐败是俄国包税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该制度下形成的庞大腐败利益链与包税制的长期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俄国大改革初期,社会舆论对包税制的抨击,包税制下腐败肆虐所引发的农民反抗,最终使包税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包税制的废除,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俄国商人资本向资本主义工业的转移,消除了与该制度伴生的制度性腐败,标志着俄国旧财政体系的终结和新财政体系的建立。这一改革对于促进俄国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社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型、政治的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代化视角下的俄国革命原因

任何现代化过程都伴随着各种矛盾和问题。1861年改革后俄国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政治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形成,但战争和革命终止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俄国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经济社会因素只是革命的前提条件,不同精英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则是其直接原因。     

从相邻国的政治关系看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

一般来说,佛教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它是通过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互动来实现的,中国就是如此。但是,佛教由中国再传朝鲜半岛,它的传播模式却发生很大变化,政治一跃而成为主导的、决定性的制约因素。这不仅体现在前秦将佛教首传与之相邻的高句丽,也体现在与高句丽相邻的百济和新罗在接纳佛教的时候权衡政治利益、遵从政治选择的曲折而艰难的历程,这在佛教传播史研究上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朝鲜半岛粉青砂器铭文的初步研究

粉青砂器是朝鲜半岛生产的一类传统陶瓷,与朝鲜白瓷并称为朝鲜王朝两大代表性瓷器,其在高丽王朝末期出现,以高丽青瓷为发展母体,在象嵌青瓷的原型基础上加以完善,用化妆土进行粉妆,施釉后烧制呈现出灰青色,被誉为“温馨的瓷器”。近年来,学术界对粉青砂器的关注不断加大,但对粉青砂器铭文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梳理考古资料,尝试对粉青砂器铭文进行分类,并总结分析其铭文特点,讨论铭文与器型、纹饰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对粉青砂器方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

根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文化交往始于秦代.本文从考古实物出发,在韩国出土的考古实物中辨别出来自战国时期齐国的铜剑和铜鼎等遗物,从而以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山东和朝鲜半岛南部的人员与文化交往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了.战国时期齐国亡民应是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海路直接东渡到达朝鲜半岛南部的,这对于纠正学界认为这条航路开通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传统认识也有一定帮助.     

一个分裂的美国

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危机,是奥巴马上一任期留下来的社会的分化和对立     

近代俄国陪审制度的创立及其实践

陪审制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制度。近代俄国在吸取英、法等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866年正式引入陪审制,陪审团审判因而成为晚期帝俄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形式。俄国陪审团的裁决受到司法宣誓、问题列表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因素的深刻影响,其最终裁定采取简单多数原则。陪审制在俄国的早期实践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但农民占陪审员多数和较高的无罪宣判比率,日渐成为沙皇政府内部保守派攻击陪审制的理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皇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大大缩小了陪审法庭的权限;直到20世纪初,陪审制才有了一定的发展。晚期帝俄陪审制的发展虽因沙皇专制制度的制约而未有实质性的发展,但它的引入和实践对于俄国司法的发展、社会结构调整、政治现代化有积极意义。     

危险的馈赠：咸同年间俄国送华枪炮与教习始末（1856—1862）

1856年2月,俄国为配合远东扩张,决定赠送清廷枪炮以助其镇压国内起义。1858年5月,俄国驻华大使普提雅廷首次向清廷正式提议馈赠枪炮与教习用以对抗英法联军,但被咸丰帝拒绝。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结束后,普提雅廷再次提议并经咸丰帝同意,但武器中途却由新任大使伊格那提耶夫移交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1860年底,俄国在签订《北京条约》并获得利益保障后第三次提议,清廷再度接受,枪炮分两次送交清廷,并且俄人在恰克图训练清兵。但俄国未能借此安抚清廷,反而因其扩张与附加条件引起后者戒心,清廷最终将英法作为学习与依靠的对象。     

元末明初朝鲜半岛的女真族与明、朝鲜的关系

元末明初高丽及李朝乘元末国势衰微,明廷势力尚未深入女真地区之机,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积极拓展领土,对世居此地的女真人强行驱逐,逼迫归附。明朝势力进入元故地后,对当地女真人实行了有效管理,进而与朝鲜关于女真归属问题,发生尖锐的矛盾纠纷。     

朝鲜半岛形势缓和的背后

僵持已久的朝鲜半岛终于传来好消息——7月23日上午,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和朝鲜外务相朴一春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谈,进行了非公开接触。这是自2008年7月第15届东盟地区论坛以来,朝韩两国外长的首次会面。     

俄国城市人口的社会结构

研究城市人口的社会成分变化可回答不同社会集团的移动和迁移问题 ;18世纪下半期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 ,农民移居城市数量不足 ,部分市民迁往农村或转为农民是俄国城市化缓慢的直接原因 ,国内总的经济形势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障碍 ;18世纪下半期— 19世纪上半期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分化程度和规模不够 ,市民和农民比重变化具有周期性互动性质 ,主要取决于经济形势和城乡经济条件的变化 ;城市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反映出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     

高句丽崛起及其向朝鲜半岛扩张的历史进程（上）

西汉末至王莽时期,高句丽人原居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为摆脱汉朝控制,从西盖马、上殷台二县中间边缘地带逐渐东迁。因东汉朝廷放弃岭东七县,形成权力真空,为高句丽发展提供了理想空间。高句丽人进入岭东并吞沃沮诸部,实力迅速增强,东汉时期成为破坏东北边疆秩序的力量,东汉后期其势力南进至韩国江原道。吞并汉二郡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东海岸满足于维持乐浪郡疆域,不再主动南进,因其沿海平原面积小、社会发展水平低。在西海岸,高句丽主要与百济竞争,其南下受朝鲜半岛经济文化发达地域吸引。好太王即位前,倭人进入朝鲜半岛。好太王以武力压服百济、新罗、任那诸国,迫使倭人退出,确立在朝鲜半岛诸国中的主导地位。长寿王即位后遣使东晋,东晋及南朝刘宋、北朝均承认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新罗实力大增,于6世纪中叶通过扩张确立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取代了高句丽的主导地位。     

朝鲜半岛华裔朝鲜族人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

文章以丰富而详实的史料为依据,对华裔朝鲜族人的来源、社会地位、历史贡献以及他们的寻根意识,做了较为详尽的评介,为民族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公元前２０２年～公元２２０年汉王朝的４００多年间,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交往的一个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两地考古发现的城址,竖穴土圹墓、竖穴木椁墓和瓮棺葬等墓葬,瓦当、铜镜、钱币以及盖弓帽等出土遗物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汉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既有政治上的联系,又有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交流。公元前２世纪后半和公元前后,是交往的两个高潮时期。这种交往,是通过辽东半岛路线和渤海及黄海等海上通道实现的。汉文物的流入、技术的传播、文化的交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形成有着某种催化作用。     

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

19世纪俄国农民生活在村社制度下。自然—气候因素从根本上影响到村社的兴起与延续 ;土地重分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 ;帮助和互助传统化解了单个农民面临的难题 ;村社社会结构和职能的二重性使其善于灵活地应对社会、经济的变化 ;村社的民主原则和集体主义精神对农民的感召力很强 ;社会舆论的力量使农民时时遵守传统道德与传统行为规范。村社制度构成了俄国社会制度的基础 ,对俄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俄国与中国早期的文化往来

本文综述俄罗斯帝国时期与中国的文化往来,从最初的民族间接触到两国间的往来开始,俄国的东正教使团在此期间起到极关键的作用,并兴起了特定的汉学研究,由此两国间开始了真正的文化交流,并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