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傅籍标准试探

秦人傅籍标准试探马怡傅籍是秦汉徭役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关于“傅”的法律条文《傅律》。《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秦汉时代,男子到了成年,就要去官府登记,开始正式为国家供应劳役,这就是傅籍...     

从乡啬夫到劝农掾：秦汉乡制的历史变迁

秦汉乡制变迁反映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秦汉"乡官"指乡吏及所主机构,非专指三老等民官。乡啬夫职掌不称"治",事权分散,对县的从属性突出。秦及汉初,乡是县下诸"官"之一,县廷与乡之间的政务运行可称作"廷—官"模式。西汉前期,乡部禄秩两次下延,发展为乡有秩、乡啬夫二分格局。随着文帝时期田制、法制的调整,有秩发生变动,乡政弊端日显。武帝时掾史出现,乡务处理渐由"官"向"掾"演变,这一变化本质上乃因事差遣的发展。两汉官府不断加强集权,力图更直接地对基层实行统治,然事与愿违,集权措施的推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乡里的控制力。     

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

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卜宪群在秦汉官僚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中,各级行政机构是由中央直接除授的官行使职权,而大量日常事务是由各级行政长官自行辟除的吏来完成的。吏是各级行政机构发挥其政府职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吏也是各级官府行政运作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助手。但是学界...     

秦汉时期的祝官

秦汉时期的祝官属于奉常官系统,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处于中下层,是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宗教性官员。《二年律令·史律》提供了祝官培养和选拔的宝贵材料,是知在秦汉时期,祝官通常由太祝令、丞以及员吏、冗祝、祝五更、祝学童等人员构成。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祝官的职事以祭祀鬼神为主,在祭祀礼仪中具体负责迎送鬼神、念诵祝词、献祭等,另外还包括为国君本人祭祀以求福免灾,或者帮助国君抵御来自臣下和民间的祝诅等。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

给事是秦汉以来官、民为官府工作的一种方式,即临时脱离本职、本机构到其他机构承担某种工作。西汉时基本不占编制,除非新机构官吏有空缺,并因此获得任命,否则继续保持原有的职位与身份。东汉时期部分开始拥有编制。给事者从事的多属各机构少吏所负责的事务性任务。承担给事者因工作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称呼,东汉后则出现统称给吏。给事有时是制度性的安排,有时是编内人手不足所致,背后则是长期存在的官吏编制有限与事务膨胀间的矛盾。吴简所见孙吴初年临湘地区的给吏是这一传统做法的延续与发展。发展之处在于担任给吏者已开始向吏家父兄子弟集中,吏子弟带有一定的世袭性与身份性,吏子弟成年后,到离家赴官府给吏前,主要任务是耕种子弟限田,向官府交纳子弟限米。吏子弟充当给吏后与汉代一样也有成为正式员吏的可能。一旦吏子弟不足,则从本乡下户民中征发补充,并负责交纳子弟限米。吏子弟充当给吏不足时,也要从民户征发人员补充。     

秦汉时期“赘婿”和“女户”的综合考察

秦汉时期,"赘婿"和"女户"作为独特的社会群体长期存在。学者们关于赘婿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女户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是甚多,但都没有把这两个群体结合起来做考察的,笔者认为只有把赘婿和女户做综合考察才能较全面的阐释当时社会形态下的历史内涵。秦汉时期依附于女户的赘婿群体社会地位低下,官府视其等同罪人。女户主的相关权益则受到明确保护。西汉后期随着儒家学说统治地位的确立、三纲五常伦理观念的普及以及女子社会地位的下降,赘婿逐渐从正史的记载中淡出。     

湖北秦汉时期文房用品初探

<正>秦汉时期没有“文房”一词,其最早出自《梁书·江革传》,为官府掌管文书之处,此后历代皆有此称谓,最晚在唐代,古人用“文房”代称书房^①。狭义上,文房用品指与书房相关的书写、绘画用品,包括“文房四宝”及其他辅助性工具。文房用品是传递信息,书写汉字的必要工具,可以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②。本文通过梳理秦汉时期的出土材料,初步探讨湖北地区文房用品的演变趋势、时空特点、器物性质及社会背景等问题。在湖北,秦汉时期的文房用品主要发现有笔、墨、砚和削刀四种。通过收集材料并甄别,湖北秦汉墓葬共出土65件(套)文房用品(参见附表)。笔用竹、     

秦汉时期的“夜作”

秦汉时期,史书中有不少关于"夜作"的记载,大略包含官府驱民劳作,中家以上民户使用私家奴隶劳作,民间的农耕劳作及在农业生产之余自发从事的畜牧业、手工业、副业生产活动,如纺绩、饮食加工等。在夜作过程中,当时主要依靠星、月等天然发光体解决照明问题,有时也要使用灯烛。农耕之余进行的民间夜作遵循一定的时令,多在冬季进行。"夜作"这一劳动形式的出现,可以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女子夜绩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比重。     

秦汉时期六盘山地区畜牧业发展原因

秦汉时期畜牧业在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地处西北边疆的六盘山地区,因其优越的过渡性地理环境,交通事业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边境贸易的繁荣,以及统治者鼓励政策共同造就了该地区畜牧业的繁荣发展。     

秦汉黔陬县地望考

按文献记载,黔陬县是秦时所置,为西汉所沿袭,属琅邪郡,东汉时改为黔陬侯国,属东莱郡(2)。关于黔陬县的地望,早期文献中记载较为明确,然由于种种原因,后世文献尤其是近代以来,对秦汉黔陬县的地望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近年来,我们在胶河及洋河流域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新发现了几处秦汉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为我们讨论该区域内秦汉时期琅邪郡辖县的地望提供了新的线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汉边郡研究

在秦汉地方行政结构中,内郡与边郡在行政职能、吏员设置、民族构成、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诸多差别。研究秦汉边郡,对于探索秦汉时期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秦汉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秦汉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边郡研究。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从秦汉中央政府分层次、差别化治理,边郡防御系统,边郡职官设置,屯戍,文书运行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秦汉边郡的情况。笔者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论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秦汉边郡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砖瓦生产的繁荣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砖瓦窑型制众多,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秦汉时期的核心地区即陕西省和河南省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     

多学科视角下的秦汉砖瓦窑炉工艺技术与交流研究

窑炉是砖瓦生产中最重要的技术设施,此前对砖瓦窑炉的研究,缺乏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通过综合运用考古学、统计学与陶瓷工艺学理论,对秦汉砖瓦窑炉的工艺技术特点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该时期的技术交流问题。较之周代而言,秦汉砖瓦窑炉的尺寸有明显增加,从而使得单窑产量大幅提高,而这一现象与砖瓦在秦汉时期得到广泛应用密切相关。在砖瓦窑炉的构筑技术方面,秦汉时期多数地区已形成较为统一的技术规范,彼此间没有明显差异。相比之下,周代不同地区在构筑技术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异性。此外,与周代相比,秦汉时期各地在砖瓦窑炉类型上的共性也明显更大。种种迹象表明,秦汉时期各地在砖瓦窑炉技术上存在广泛交流,且交流的密切程度超过周代。     

浅议秦汉帝王巡游的影响

帝王巡游本是帝王的一种外出行为,但由于帝王这一常人无法企及的特殊位置,造就了帝王巡游浑厚的文化内涵,以及赋予了其特殊的目的。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诠释秦汉时期帝王巡游。秦汉时期帝王巡游,对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试论战国时期的军服供应问题

在探讨战国时期的军服供应问题时,学术界的认识并不统一,多数学者认为此时的军服主要由士兵本人自备。传统文献、睡虎地云梦秦简及其所附两版“家书”和里耶秦简的一些记载,为我们了解战国军服供应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战国时期军队士兵的服装一般由国家发放,特别是其战服外衣应当是官府统一制作,而其贴身内衣则可能由士兵自备。士兵衣服,由于经年累月行军打仗,磨损很大,士兵随时到军市上采买一些作为补充,也是情理中事。战国时期军市的大量涌现,其中当然也有军服交易,但它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军用物资供应方式。     

浅谈秦汉十二字瓦当

浅谈秦汉十二字瓦当杨平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秦阿房宫、汉长安城都是千古留名的著名建筑。宫殿群建筑在秦汉时期已进入了土木结构建筑的鼎盛时期。随之秦汉两代广筑宫寝庙宇,瓦当的使用也达到了鼎盛阶段。本文仅就精美古拙的十二字瓦当略谈...     

两汉时期的居延都尉初探——以肩水金关汉简为中心

为了防御匈奴入侵,太初三年,汉朝在西北边陲建制张掖郡,同时,设立居延都尉府,东汉光武帝时期,实施了罢兵政策。这时的边境郡县机构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到东汉末,居延都尉才逐渐消亡,此外,其职掌及其属官是秦汉时期边境职官设置的局部反映,对进一步强化大家对秦汉官制的了解起到一定作用。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与问责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行政事务的完成明确限期。以限期为中心的效率规定在秦汉政治中具有普遍性,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行政立法之中,而且也被广泛应用于和日常行政运作关系更为密切的文书命令中。秦汉时期,效率规定已经有了和唐代类似的、比较科学性的规律性。针对违反"效率规定"的行为,秦汉政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问责机制。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剑南丝绸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了唐代沙州、西州官府民间大量使用非本地所产白练的现象。本文指出,沙州、西州的白练来自剑南道。从剑南至凉州、沙州,向伊州、西州、庭州,剑南道白练进入丝绸之路。通过与官府运输和客商贸易,剑南丝绸深入西域腹地;通过绢马(驼)互市,与游牧部族贸易,剑南丝绸走向了欧亚草原。本文估算盛唐时期每年有三百多万匹剑南道白练进入唐西北边疆,剑南道的白练,改变了河西地区的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