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光复后的西南局势与袍哥兴衰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络和发动下,袍哥为西南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南光复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对袍哥迅速采取取缔、镇压的政策,极大地遏制了民初云南袍哥的活动。而贵州、四川则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哥老会采取迁就和放任的态度,致使这两省公口盛行,基本上成为了袍哥的天下。之后,援黔、援川滇军入境,对袍哥进行扫荡,两省哥老会损失严重,从此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蛰伏状态。如何正确认识这一时期西南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关系的转变,关键在于准确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的历史地位进行界定。     

鄂中抗日统战的楷模──陶铸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继合作北伐胜利之后又一次合作抗日。这时,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同志来到了鄂中应城,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以党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对鄂中各界人土开展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一些国民党官员、开明地主、爱国资本家、封建帮会头目,在陶铸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拥护抗日,靠拢我党。军范一先生长期跟陶铸同志合作共事,始终支持汤他训练班的工作,经陶铸同志营救出狱的汉留寨主郭仁赛,以及陶铸同志亲自主持和领导的鄂中各县教育改造汉留的工作,使遍布鄂中各县的汉留（即红帮）,在…     

卫立煌格外关照的袍哥大爷

正抗战时期四川江津有一位袍哥传奇人物,人称"李大爷",他就是江津义字袍哥总舵爷李贡秋。李贡秋1896年出生于江津南部山区嘉平场乡下,祖上以农耕为业。但他从小就不想干这种既苦又累的农活,十五六岁就混迹于嘉平场的各大茶馆。24岁那年,他正式"嗨"了袍哥(加入袍哥组织),成了袍哥里的小老幺。1930年,已过而立之年     

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贡献——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及中国文明起源范式的演变

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贡献——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及中国文明起源范式的演变》讨论的仍然是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不过这里是个案性的范式,是对当下各界普遍比较关心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历程的系统的、整体性反思。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点,也是考古资料、理论方法的试金石。他概括中国考古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大致经历了四个范式或者说阶段性认识,并从资料到方法、到理论包括观点形成的时代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寻绎考古学进步和学术运行的内在轨迹。文中着重对从解放前的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到上世纪50～70年代盛行的中原中心说,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主流观点的多元一体说形成与流行花费了较多的笔墨。他指出,"在中国文明起源范式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也可以说这四种范式是经过中外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得以完成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说明,一种可以构成范式的学说的形成,既是时代性的标志,也必具有广博的学术与社会基础,考古学必须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汲取当时一切必要的知识与思想,方能有所进步,固步自封,最终只能使自己变成井底之蛙。     

一场事变三种讲法(史学杂话之七)

马克思经典名著之一「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给我们做了个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处理具体历史问题的绝好榜样。在这本书的第二版序文上,马克思明白指出,对于和拿破仑第三这个名字相连的这一场历史事变,有三种不同的讲法:一种是嚣俄的讲法。他着「小拿破仑」这本书,「只是对政变负责的发动人作了辛辣的诙谐的詈骂。事件本身,在他的著作中,好象是晴天霹雳。他把这事件只看作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看到,他赐予这个人以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个人发动力,并不是使这个个人成为渺小的,而反是使这个个人伟大起来」。另一种是普鲁东的讲法。他着「政变」这本书,「想要把政变叙述成为以前的历史发展底结果,可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政变底历史的说明,却转化成为对于政变主人翁底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于我们所谓客观的历史家的错误」。还有一种讲法,就是马克思自己的了。「我证明法国的阶级斗争如何造出了那些情势和关系,使得一个凡庸的而且不像样的人物可能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     

红岩烈士丁地平

读过长篇小说《红岩》的人,都不会忘记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大哥——丁长发,他颇为老练沉着,富有斗争经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丁长发实有其人,其原型就是本文所记述的革命烈士丁地平。丁地平生前是四川省仁寿县借田区人,曾组织带有袍哥色彩的青年会领导当地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并派人打进袍哥组织,对反动势力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新中国解放前夕他不幸     

从《金瓶梅》看晚明家庭女性之间的矛盾

在文革中,作为一大禁书的《金瓶梅》,历来受到很大的争议,不同的学者对他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不容否认的是他反映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它是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假托宋朝旧事,实际上展现的是晚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面相,是一个社会断层的深入剖解,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他进行剖析。本文我们就来浅谈一下这本书中所反映的家庭女性间的矛盾。     

史来贺精神永放光芒 《史来贺——“三个代表”的典范》、《史来贺与刘庄》两书出版

史来贺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是值得弘扬的,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与楷模!为缅怀与纪念共产党员史来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史来贺———“三个代表”的典范》、《史来贺与刘庄》两本书。这两本书的出版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是对史来贺同志生前工作的总结,对他的在天之灵有一告慰,二是也能反映河南人民出版社正确的出书思路,能够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映广大人民的心声。能看到这两本书,甚是欣慰,读后有些感言想与大家共勉。书中全面记录了史来贺生前的一些感人事迹、人生风采。例如村上建纸厂时,他的母亲病…     

近代以来成都的袍哥组织

清代。四川省会成都是西南货物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秘密会社一向十分活跃．许多会道门都在这里出没．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哥老会。哥老会又称“汉留”,俗称“袍哥”,相传取《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为兄弟相依,祸福相共,凡人会者以哥兄老弟互称。约在康、雍、乾年间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人四川。1864年,在镇压太平军之后,湘军裁撤．成都哥老会势力迅速发展。     

安源大罢工中的红帮

安源煤矿位于江西省萍乡县,与湖南接壤,这一带哥老会、红帮势力一向很大。1906年萍浏醴起义,就是由哥老会反对清政府处死湖南哥老会领袖马福益的运动而来。安源煤矿工人早在1898年就有自己的组织,是由红帮所领导,矿上的事务,进矿、工资、处罚等都由红帮所操控。     

我做红帮老大的日子

红帮原称洪门、洪帮,始于清初,原系天地会对内名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辛亥革命后,红帮逐步成为江湖上的秘密团体。至于传入湖南泸溪,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事。本文作者系当年泸溪的红帮龙头大爷,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当时加入泸溪红帮的种种行规、做派。     

清代贵州巴香卫初考

明清卫、所设立与改裁,事关朝廷战略部署,对各地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朝廷在贵州先后设置过多少卫、所？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不过常识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东西.如此说来,清初的贵州“巴香卫”,便是这样一个被我们忽视了多年的历史存在.本文力图从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两个方面,分析探索巴香卫在贵州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以及卫治所在、设裁原因.     

我做红帮老大的日子

红帮原称“洪门”、“洪帮”,始于清初,原系天地会对内名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辛亥革命后,红帮逐步成为江湖上的秘密团体。至于传入湖南泸溪,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亨。本文作者系当年泸溪的“红帮龙头大爷”,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当时加入泸溪红帮的种种行规、做派。     

红帮反动分子安琪峰作乱始末

红帮又称供帮,内称洪门,清朝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因"拜天为父,拜他为母",故称天地会。后被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日趋灭亡。40年代中后期新疆的红帮,被仇视共产党和革命政权的反动势力所控制和利用,因而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和反动性。红帮头子常勾结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制造枪案,强取豪夺,为害一方。1949年秋,迪化的红帮组织有"天台山"、"聚美山"、"兴隆山"、"中华山"、"民众山"等12个山堂,400O余人。估计全疆有红帮成员6000余人。主要分布在迪化周围和南北疆各城镇。新疆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非反动会道门和帮会组织采取说服教育劝…     

怀念卫大法师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煊赫一世的亡友卫聚贤,除《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有300字的简介外,不见于《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当代名人录》等书,其事迹在大陆鲜为人知。1992年1期《山西地方志》纪念这位著名学家逝世3周年,才全部介绍了他的业绩。我们相交有年,愿回忆往事,以缅怀之忱。万荣卫聚贤(1899—1989),貌似济公和尚,人称“卫道法师”,遂自以“卫大法师”为号。少贫苦读,出清华大学研究院名师王国维、梁任公之门,习国学,造诣深,见知于蔡元培、吴敬恒、于右任、叶恭绰。与社会贤达马衡、郭沫若、李济、顾颉刚、周谷城志同道合。     

揭秘袍哥会

袍哥会起源于清朝末年,曾参与过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消亡。袍哥会的活动遍及四川、重庆、云南等中国西南地区。人数众多,影响深远,充满了神秘色彩,人们难以知晓。因此袍哥会的来龙去脉,内部秘密,备受人们关注。     

谈迁《枣林杂俎》研究

《]枣林杂俎》为明清之际遗民史家谈迁所撰,是价值较高的一部史料笔记。此书作于鼎革时的南京,他到南京的本来目的是修订《国榷》,由于得到张慎言与高弘图的帮助,在苦心收集大量资料后,撰成本书。全书共分六集十八门,其中逸典、先正流闻、科牍及丛赘四门,占了全书一半多,多涉及明代后期重大史事,为全书精华所在。而其余各门,则对我们研究明代各地文化民俗、历史地理等大有裨益。谈迁治学,以探究明王朝的兴衰成败为己任,并已开始从晚明的空疏学风中摆脱出来,转向崇实求实。这使本书厘清了许多重要史实,对有关明代的历史著述起到了纠谬补缺的作用。     

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

<正>当代"中国学"日趋以田野研究为指归,科大卫更是其中"现象级"的人物。他的研究强调历史现象的人类学阐释,重视上层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生活间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这些都在本书中有出色的表达。本书旨在深入爬梳与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     

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四

<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书稿的完成,为苏秉琦正式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创造了条件.他将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作为研究史前史的一把"金钥匙",以实现他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的,着重解决中国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同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一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还针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高涨而史前史研究低落的现状,解释"文明起源"的确切含义,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克里特国家的起源及特征

主持人语:国家和文明起源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古往今来,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巨大努力,提出了诸多理论和假说。考古学的发展,不断给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日新月异,也引发了大量争论。本组笔谈的理论篇评述了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中主要的方法论,并就各个学科如何协作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做出了思考。另外四篇分别讨论了中国、西亚、埃及、克里特古代国家和文明起源中的不同侧面。中国篇以周王朝为案例,认为周王朝以王家为中心,逐步构建起以周邦为核心的天下体系;西亚篇将国王头衔的变化与国家疆域的扩张联系起来;埃及篇注意到早期国家统一进程中外人形象与内部秩序之间的关系;克里特篇探讨了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因和职能。在理论与案例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揭示早期国家研究可能的面向与维度,也期待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有更多学者加入,共同推进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