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湖南开展反右倾斗争始末

湖南反右倾斗争与庐山会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湖南反右倾斗争和全国其他地区反右倾斗争一样,实际上是庐山会议错误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化。湖南是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比较积极的一个省份。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错整了一大批实事求是和敢于讲真话的党员干部,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二是在经济上使湖南刚刚开始纠"左"的工作遭到否定,已经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重新泛滥起来。湖南反右倾斗争的教训是沉重深刻的。     

庐山会议浅析

在1959年严重的国内外形势下,为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给我国建设带来的问题,召开了庐山会议,但因彭德怀为了更彻底纠“左”的一封信导致了会议主题转向,转向反右倾。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造成了重要影响,发人深省。     

庐山会议何以由纠“左”转向反右

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八大”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反复和曲折。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庐山会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庐山会议本来是为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但是,会议进行过程中主题急速转向,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这一逆转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彭德怀的信突破了毛泽东所设想的纠     

试析张闻天的纠“左”防“左”思想

众所周知,张闻天是30年代初党中央领导核心人物之一,犯过“左”倾错误。但他一旦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后,能够面对现实,检查和批判“左”倾错误,并且逐渐深化认识。因此,在遵义会议时,拥护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正确地把握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提醒人们防止右倾错误的发生。建国后,他虽然不居高位,但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在他的言行和著作中,体现出一条非常明显的纠“左”防“左”的思想红线。今天,进一步总结这一深邃的思…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特点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曾产生了1975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三次较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比,这三次“左”倾错误有其自身的特点,研究其特点及其形成的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高执行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报纸宣扬“三面红旗”的教训

1958年以来,在党的“左”倾错误领导下,报纸与其他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宣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严重的困难。1958年底虽然有所察觉,但仍然坚持“三面红旗”和反右倾,后果更为严重。     

1959年上半年安徽省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1959年上半年,安徽省采取整顿人民公社、整顿公共食堂、压缩工业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部分开放农村市场、恢复与发展小商品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经过努力,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由于纠"左"工作的有限性和不彻底性,这一进程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打断。     

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在 2 0世纪 60年代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对于中国历史的向“左”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 ,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始的 ,但在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宣讲两个十条后 ,阶级斗争被放到了第一位。而后刘少奇视察大江南北又提出了反右倾 ,使社教运动再升温。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使社教运动曲折复杂起来     

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算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掐头去尾,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中国也延续了20年之久。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时间如此之长,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并未设专节论述此问题,但通过回答“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而间接地从三个方面做了解释：一是毛泽东判断失误和领导错误;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

一、庐山会议与我我是1959年升入高中的,学校在长沙城郊。庐山会议正是那年召开的,疾风暴雨立刻袭来：“彭黄张周”四人中有三个湖南人,周小舟还是庐山会议前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除周小舟外,湖南省委内还有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因庐山会议而有了“问题”的人……总之,湖南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重灾区”,必须严加整肃。我所在学校的礼堂每天从早到晚开斗争大会,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挨批斗被打倒的都是附近农村的基层干部,还有我们学校和其他中学的领导。“反右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打倒了许多干部,开除了许…     

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自述》读记

1959年7月初召开、8月中旬结束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个以反“左”始、反“右”终的会议,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把几个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究其原因,是他们不迎合、不盲从,敢于讲真话,坚持自己的认知。     

“‘左’比右好”述评

“左”右错误的干扰和影响,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在今天,既存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右”的干扰,又存在着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僵化思想干扰。为了坚持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思想理论上及时排除“左”右干扰,尤其“左”的干扰,特写此文,以示浅见。长期以来,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存在着“‘左’比右好”的思想和论调。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好心要革命,右是存心反革命;     

王明的右倾错误和共产国际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过王明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王明的右倾错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     

任弼时: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左”倾

正任弼时,很多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母亲",他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与右倾错误作坚决斗争1927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三大之后,     

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阎红彦

阎红彦同志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奉调从四川到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年1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这期间,全国经历了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在1961—1965年一系列艰苦的调整工作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关于庐山会议的“庐山真面目”──与权延赤同志就《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商榷

“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恩格斯)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和权威人物,在无情的历史面前最终都会露出“庐山真面目”! 震惊中外的1959年庐山会议三十四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评论,一些禁区被逐渐解除,人们思想获得解放,弥漫在庐山上的迷雾被冲破,那场“左”祸内幕终被披露。1979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代表中央对彭总伟大一生,作了高度评价;1981年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述毛泽东同志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作出了公正的论述: 庐山会…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倾错误。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