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

1945年8月,抗战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国民党向各大城市派出特派员或接收委员,接收敌伪资产,被老百姓称为“接收大员”。     

殷焕然盗卖收缴毒品被枪决

1934年,国民政府颁发了《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各地警署奉命查收烈性毒品。北平市内二区署长殷焕然,将该署历次抄获的烈性毒品,私自调换,勾结贩毒分子,秘密出售,被市府发觉。对于身为警务高级长官的殷焕然的这种知法犯法行为,北平市市长袁良十分震怒。     

1938年的天津特别市——以相关档案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天津各个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多变。1928年首设天津特别市,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档案资料中记录了日占时期的天津特别市行政组织条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天津城市的野心。     

中共首批接管京津沪等大城市的公安局长们

龙首扬雄威——北京市公安局成立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后,军管会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接管工作。接管北平警察系统,建立人民公安机关,是接管北平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平市军管会对此十分重视,早在1948年12月17日,就已宣布成立了北平市公安局,任命谭政文为市公安局局长,刘     

19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史事探微

19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战时国家法案,设置了“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1941-1949).该奖项的数据、性质和审查机制,均因史料本身的冲突而疑窦重重.从1941年至1947年,该学术奖总共实施了六届,1948年开始执行第七届,但于1949年初终止.该奖本属于“临时…补助”的举措,但在事实上演变成带有国家级性质、学科近乎完备、制度较为严密的最高学术奖.就审查机制来说,其中的特例挑战了奖项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教育部一方面通过“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的分权、平衡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合格的推荐人、两位专家同行评审、一位用于调和初审冲突意见的“第三人”、以及学审会分组会议和大会等四个措施来运作.该程序对普通著作有效,而对超越时代的优秀著作却难起作用.教育部的应对办法是,通过“学审会”的讨论,以设置特例来调和同行审查的个人意见.从效果来看,当时所决议的“一等奖”作品,也是现在学术界所公认的划时代扛鼎之作.     

民国时期的宁苏纠纷与省界调整(1927—1936)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南京与滞留市内的江苏省发生严重利益冲突。市方为解决问题提出扩大市区、重划省市界线,由此引发涉及划界之江宁县民的强烈抵制,使得双方原本单纯的行政和经济利益博弈因掺杂勘分省界更加复杂。双方厘清市权和扩大市区的过程一波三折,国民政府作为居中调停者的态度亦多次反复。整个事件的动态变迁过程,不仅凸显了近代以来地方主义兴起后地方纠纷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国民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民族主义化的城市发展理念,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及近代城市发展的若干特点。     

中国第一个直辖市发祥地——"京兆区"武汉

在中国古代府县制下,将国都的行政官员称为"京兆尹".1921年7月,民国北京政府以"大总统教令"颁布了<市自治制>,出现近代城市建制--特别市(县级)和普通市(镇级),但为自治团体性质.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定都武汉,4月18日成立武汉市政委员会,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个直辖市.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晚于武汉国民政府.     

石家庄"市自治"述论(1921——1928)

1921-1928年间推行的石家庄“市自治”,对其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了石家庄市政管理体制的近代化,拓展了城市区域发展空间,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政建设的进步。由于石家庄“市自治”在当时中小城市自治中十分典型,因此,对石家庄“市自治”过程的考察,不仅有助于认识“市自治”在石家庄建制市设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认识“市自治”在我国“建制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民国如何考驾照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日本天津军的谋略”:1935年胡白事件之探析

1935年之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是“日本天津军的谋略”,目的是将国民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华北的有关机关、人员和军队从华北赶走.事件发生后,双方舆论展开对阵,双方人员展开一场严重的交涉.中方舆论含蓄地指出事件为日方所为,日伪舆论和驻屯军、关东军及驻华使节竭力“论证”为蓝衣社所为.日军以武力为手段,采取三步走,迫使国民政府撤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其他官员以及中央军.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是拒绝承担日军强加的责任.胡白事件本来是日军制造的,它在企图得逞后不再逼迫由国民政府来承担,胡白事件不了了之.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石家庄首任市长柯庆施

石家庄市是在全国率先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解放不到20天,12月1日百忙中朱德总司令就写下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一文,称解放石家庄是我军“夺取大城市”的创举．为我军攻克大城市积累了经验。文章转发全军。当时．经中共中央再三考虑,1922年入党的安徽歙县人柯庆施于1947年11月被调往刚解放的石家庄任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担负起了为我党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探索方向、积累经验的重任。     

民国时期的特别市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都市。在这些众多城市里又产生了一批有别于一般城市的"特别市"。特别市是1930年以前中华民国的一级行政区划名称,是由国民政府直接     

《困境中的突围——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本书是第一次较为系统研究国民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著作,涉及的事件有：1928年“济南事件”、1929年“中东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6年“沈崇事件”、1947年“二二八事件”。[第一段]     

田映萱九十人生

开国大典前23天,1949年9月8日,中共中央宣布调整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李葆华任职不变,第一副书记叶剑英调华南,叶剑英原兼之北平市市长、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由聂荣臻继任（此前聂已主持阅兵典礼筹备工作）。     

飞贼——特务——死囚

1948年岁末,北平市即将解放。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和平奔走,与中共地下党密切来往。一天深夜,何思源一家正在酣睡之际,正房屋和偏房卧室内“轰”、“轰”两声巨响,何思源夫妇被炸伤,女儿被炸死。当时,此事成为北平街头头号新闻,黎民百     

浅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进行初步探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人民对它的信任．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自居,表面上以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以党治国”,“五权宪法”思想为指导来组建政府,其实质上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以党治国”成了“一党专政”,根据“五权宪法”设立的五院成了国民政府下的具体执行工具。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陈济棠推行复古读经的风波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趋向合作.10月13日胡汉民被蒋介石从汤山释放.11月间,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随着蒋介石下野,粤方宣告取消广州的国民政府,同时成立西南两机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维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该两机关名义上是由胡汉民“挑大旗”,实权系于陈济棠手中.虽然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脑也是该两机关的主要成员,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