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吴景平译１９４３年,中国、美国和英国（包括英印殖民当局）之间,围绕西藏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交涉关系到向西藏当局提供无线电设备、开辟自印度经由西藏抵达中国内地的陆路运输线、中国在青海与西藏交界地区集...     

1931年英国处理中日争端政策的演变

英国处理中日争端政策的实质是有限度的对日强硬和妥协.在有限度的强硬下,它虽然一度支持中国先撤兵后直接交涉的立场,但是反对制裁日本.在有限度的妥协下,它虽然在是否介入解决争端、日本五条基本原则上让步,但是反对日本侵占东北,要求撤兵.     

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美就卢沟桥事变进行的协调交涉(1937.7.12—1937.8.6)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因其自身在远东实力不足,迫切希望与美国采取联合外交行动,抑制日本。美国在远东利益较少,且受国内孤立主义影响,只同意英美各自对日采取平行的外交行动。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中日战争爆发初期英美不同政策、立场以及英国在中国、日本之间交涉的大致情况。     

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

英国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意欲染指西藏,作为缓冲地带.因而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既能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又能协调战时中英关系,防止中英关系恶化,成为摆在宋子文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康印公路交涉中,宋子文为保障我国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殚精竭虑.在一九四三年西藏危机交涉中,宋子文凭借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外交才智,纵横捭阖,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在向英国通报时,刻意隐瞒了第五号要求。英国确认第五号要求存在后,最初认为其或系作为谈判筹码而提出,但很快改变了看法,认为第五号要求并非"愿望"。英国向日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如果日本对华所提要求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必须先与英国协商;二是日本不得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在英国的干预下,日本决定暂缓对华提出第五号要求。由于一战时期深陷欧洲战场,英国无力东顾,不愿中日间发生战争。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一方面说服日本不要诉诸武力,一方面力劝中国接受最后通牒。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是英国斡旋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根本目的。     

合乎新规还是依循旧约: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之争(1924—1925年)

民初江苏地方官厅及农商部为保护江南丝织业发展,一方面出台了丝区、茧区分设的政策,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茧行的开设.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苏领事为振兴苏州日租界,决定于租界内开设茧行.苏州地方丝织业团体联合苏州总商会进行了严重抗议,苏州地方官厅、交涉公署、苏省政府以及北京的农商部、外交部等多个相关部门就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一事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多层级的交涉.但因租界经商并不违背中外已经签订之条约,因而交涉最终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到了日本领事嗣后如再有添设茧行事,一定慎重考虑的承诺.苏州日租界茧行交涉也成为近代通商口岸贸易及对外交涉的一个缩影.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北洋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争夺——以中日凤凰山铁矿交涉为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加强了在中国寻求铁矿开采权的活动,其中大仓组希望将江苏凤凰山铁矿据为己有。中日围绕凤凰山铁矿进行了为时三年多的交涉,其间中国方面交涉重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回多次转移,体现出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环境下,中央与地方围绕地方利权问题的利益博弈情形。交涉过程中,北洋政府农商部、陆军部与地方的督军、士绅以及英美驻华公使先后参与其事,影响并决定交涉进程,凸显出中国近代外交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与交涉过程的复杂性。     

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日交涉

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期间,在冀东察北问题、共同防共问题、华北走私问题、经济提携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根据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与日本进行了艰难曲折的交涉,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巴布扎布匪帮问题之解决

剿灭巴布扎布匪帮是《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内外蒙古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本论述了1915-1916年中国政府军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的经过,论述了中国政府、俄国政府、外蒙古官府就此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交涉。     

民国早期日本对中国沿海侵渔及其影响——以1924年日船越界捕鱼案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国力衰微,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渔业的侵掠。1924年,近百艘日本渔船越界进入山东沿海捕鱼,引发两国旷日持久的交涉,日本以在公海捕鱼为由,拒绝赔偿相关损失,侵渔案遂不了了之。日船越界侵渔不断,严重损害了沿海渔民的利益,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的完整,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领海权的立法。     

元末明初东亚倭患与“倭寇外交”研究的新视野

正14世纪中后期,东亚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局面。中国各地起义不断,烽火四起,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朝鲜半岛内外交困,最终李成桂推翻高丽政权,开启了李氏朝鲜时代。在日本,南北朝对立,各股势力相互征伐,战火连绵。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倭寇四处流窜,不断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烧杀抢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为解决倭寇问题,中国和朝鲜不断同日本交涉,要求日本管束和平息倭寇。日本能否禁倭,直接影响东亚三国关系的冷暖。鉴于倭寇问题     

1939—1941年英日关于“扣船事件”的交涉

本文以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梳理了三艘英籍普通商船在1939—1941年被日军扣押以及由此展开的英日交涉过程。日本方面蛮横傲慢,对英籍商船始终强扣不还,对英方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英国外交当局对于涉案船东几度反复的诉求可算尊重,但对日交涉的努力低效乃至无效,正是该时期英国对日外交整体上奉行消极退让政策的必然结果。三艘遭日本扣押的英籍商船及其相关人员的际遇表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归根到底是对和平环境和国际秩序的挑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同样也直接伤害到诸多外国商民的权益;如不及时制止,就没有可以幸免的旁观者和第三方。在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下的第三国商民,也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虽然直接相关的资料零散,但是不能忽视,应该纳入抗战史的研究视野。     

中国问题与日本1941年的开战决策——以日方档案为依据的再确认

本文以1941年日美政府级交涉为主要考察对象,根据日方的原始档案,验证中国问题和日本开战决策的内在联系.本文以日本决策者的各种自白揭示:中国的对日抗战既是对日本死守既有侵略果实之企图的重大障碍,又是对日本力图进一步实现北进、ⅱ南进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扩张野心的最大牵制,从而也是对美英等国的全球性利益的必不可少的保障.日本当年在中国问题上沉迷不醒,其症结就在这里;美国最终拒绝在中国问题上妥协,其关键亦在于此.运用日本决策者自己留下的证据来重观历史,有助于人们明辨问题的实质.     

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刘新力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从中英新约谈判,到战后香港受降权问题与英国重占港九,许多史书语焉不详。作者根据有关资料对此作一叙述。一中英新约谈判抗战时期,在中国方面的强烈要求下,英美各国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