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在河北迁西举办

2005年8月12日,由民革中央、中国抗战史学会主办,中共迁西县委、县政府承办的"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迁西县召开.当日上午,与会代表参加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揭幕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为喜峰口长城纪念碑揭幕.民革中央联络部部长郑建邦,中国抗战史学会副秘书长荣维木,中共迁西县委副书记、县长纪纯,喜峰口民营企业家张国华分别代表民革中央,中国抗战史学会,中共迁西县委、县政府,迁西县各界群众向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敬献花篮.代表们参观了喜峰口长城抗战旧址.长城抗战将领后裔代表吕植中宣读<抗战著名将领后裔关于征集长城抗战文物的倡议书>.     

从美英报刊视角看中国抗战——以《时与潮》时论译文为中心的考察(1937-1939)

全面抗战初期,美英媒体及其观察人士对中国将取得抗战胜利的前途做出强烈的预判.其时,正值中国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考察这一与其时中日战况相反的舆情及其深层原因,不仅有助于客观地了解抗战中国自身的重大变化,亦可通过第三方视角深入认识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内在关联.     

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是一个涉及范围广、调查与统计难度非常大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极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因为不同的调查与统计方法都会产生较为悬殊的结果.正因为此,战后60多年里,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总数便出现了多种说法.本文将战争期间一些学者的估算以及战后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各种不同说法加以疏理,特别是对战争结束后由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调查的各项材料作一个初步整理,研讨其数据之来龙去脉和前后沿袭关系,以期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初探

抗战初期,随着战场伤亡的迅速扩大,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急需健全.为此,国民政府从中央、军队、地方三个层面,对抚恤机构进行了充实与组建.伴随机构的逐步健全,抚恤比例明显上升,激励了官兵和民众的抗战斗志;抚恤观念相应发生转变,带动了积极抚恤业务的开展;与地方的业务联系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各级地方政府对抚恤事务的重视,为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因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至抗战后期起,军人抚恤运行的不良征兆亦已开始显现,这表明国民政府的政权运作出现了严重问题.     

凝固烽火年代的抗战瓷器

2005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聚落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开放,其抗战主题的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川军抗战馆等均填补了国内抗战博物馆的空白.在建川博物馆庞大的抗战文物系列收藏中,瓷器收藏颇为壮观一这也是抗战瓷器最大的收藏地.     

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以抗战歌曲为中心的考察

音乐与政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社会关系现象,特别是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音乐时代,1931-1945年的中国尤其如此.本文以民族主义为视角,以抗战歌曲为中心,梳理了抗战音乐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抗战歌曲对民族主义的建构和彰显以及民族主义旗帜下的音乐转型.     

中央关于广、汉失守后给各级党部的指示

广州失陷,武汉不保,使抗战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日寇已宣布在汉口成立伪中央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在中国方面,蒋委员长抗战是坚决的,但某些亲日分子,已经开始活动和平妥协.目前抗战形势,一方面是困难加多,一方面是抗战     

重庆成立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并启动相关研究项目

2009年4月26日,"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授牌仪式暨重庆市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抗战大后方研究"系列项目开题报告在西南大学举行.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代表重庆市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向西南大学正式授牌建立"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国民党抗战国际政略简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政略。该政略将中华民族之命运与世界局势的发展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维护世界和平之大局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结为一体,以抗战到底、苦撑待变的方式,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自觉将中国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意图实现中国独立自由之目标。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国际政略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立足敌后:抗日战争与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背景下,中共军队不仅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协力合作,更放手发动民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自身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抗战时期都是中共军事力量成长的关键阶段,影响深远.     

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全民抗战起源于何时何地

在中共党史上,通常将国民党领导“国军”进行的正面抗战,称为“政府抗战”;将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依靠人民”进行的敌后抗战,称为“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全民抗战”内涵,原本包括“政府抗战”在内,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全民抗战”的方针,所以才形成了正面的政府抗战与敌后的全民抗战这样两种抗日战争的局面。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蒋介石对国民政府海军派系的分治与整合(1927—1949)

派系问题是国民政府无法摆脱的痼疾,党、政、军系统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海军内部派系尤为严重.全面抗战前,蒋介石一方面通过派系分治策略,以粤系、东北系制衡闽系海军,另一方面在镇江建立了电雷学校,培植嫡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抗战全局,蒋介石将电雷系归并于闽系控制的海军总司令部,统一了长江流域的海军指挥权,但蒋介石同时通过改组海军机构和派遣官兵赴英美训练等办法稀释闽系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重建海军的机遇,完成了对海军机构、人事的改组与整合,但未能根本解决海军派系问题.     

10年来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截至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已经出版全面论述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著作5部①,专题研究著作2部,文章有二三百篇,详细情况请见笔者撰写出版的有关研究综述②.下面将1995年至2005年,即从抗战胜利50周年到60周年这10年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的新进展作一介绍.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廿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抗战已满六年了! 当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提供了抗战应循的正确道路与抗战中应该实行的政策。在六年抗战的过程中,共产党又把这个道路与这些政策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充实起来。     

庐山训练的个体经验与基层回响——以黄体润为中心

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举办了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来自江苏省丰县的黄体润参加了第二期训练,以《黄体润日记》为主要材料,可帮助我们探究一个国民党基层干部参加训练的体验和感悟.黄体润受训期间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学习中愈加坚定了抗战意志,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回到丰县后,黄体润将学习的内容传达给当地干部和民众,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努力从事抗战动员.黄体润的案例,呈现了国家意志自高层传递至基层的脉络,也为考察国民党的抗战动员模式提供了线索.     

"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1月6日至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重庆市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台湾史研究论坛--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香港以及日本的9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提交了64篇论文.与会学者围绕中华民族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演变、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和台湾法律地位、两岸同胞共同抗日等内容展开讨论,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