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得名新探

合肥得名新探宫为之合肥得名的由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合肥地名录》在引证一些古人对合肥得名由来后说：“合肥名称由来待进一步考证。”本文就此略呈己见。“合肥”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邱之后徙寿春，亦一部会也。而合肥受...     

“寿春”铅钣冥币辨伪

“寿春”铅钣冥币,被目为楚物,见于多种货币史著录。最早提到此物的是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卷三),称之为“寿春铅瓦”,云出自寿县朱家集,但无图。四十年代上海泉币学会编辑的《泉币》杂志第一期刊载了此物的图片,称之为“战国时寿春金版”,但无文字说明。八、九十年代著录此物的先后有《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①、《楚爰金研究》②、《楚国的货币》③等书。有关论文也有提到此物,这里就不列举了。据所见发表资料,“寿春”铅钣冥币有三件存世:一件是《泉币》杂志第一期刊载的实物图片(图1),现在下落何处尚不清楚;一…     

“寿春”楚金冥币质疑

黄德馨先生著《楚爱金研究》一书,载有“寿春铅质冥币”拓片一帧(见该书116页图18),注明“1933年寿县出土”。其正文云：“方形铅饼,四角略圆,长5．5、宽4．8厘米,正面戳印10枚,印文为‘寿春’,系安徽寿县出土”(见该书115页)。但是,这一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却无说明。又,赵德馨先生著《楚国的货币》一书,也载有“寿春铅质冥币”拓片一帧和黄书所载完全相同,出自一源,注明“1933年安徽寿县出土,重116．2克”(见该书99页图3-10)。     

“寿春”冥爰考辨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有寿春冥爱一件,此品钢质,长60mm,宽56mm,厚4mm。板状,近方形,边角上翘．与安徽等地所出土的动受金币,时代风格,形状大小,工艺做法都十分相似,因此,定为冥爱似无问题。天津馆藏冥爱一面有三排印记,每排三印,排列稀疏,印与印之间有一定间距。背面无文,正反两面地子都坑凹不平。冥爱印文为篆书阴文,文字略如“急g”,其中“召”字拟定为“寿”字可信;“a”字疑为“春”字的一个奇字。古代钱币币文左右易位,左读者称之为传形,“甜”不读成“春寿”,而读成“寿春”,亦合乎先秦铭刻规范。如以上假定能够…     

安徽地区楚文化的研究与展望

李三孤堆墓、蔡侯墓、长丰楚墓、寿春城等一系列发现和研究,使安徽在楚化研究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以寿春城城址为中心的区域考古必将进一步推动楚化研究的深入进行。     

寿春城考古的主要收获

楚郢都寿春是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寿春城的文化面貌是楚最后20年的文化代表,在楚文化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介绍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八年来对楚寿春城所作考古的主要收获,特别是介绍了利用遥感技术探索寿春遗址的方法及成果,对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很有启迪意义.     

论中世纪德国“市民城市”商品经济与法律地位的关系

中世纪的德国流行着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人身奴役关系广为存在的时代,“市民城市”以其自由的法律地位,如漫漫长夜中灿烂之星斗,与周围的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充满希冀和向往。“市民城市”夺目的光彩,也引起了西方史学界的极大重视。遗憾的是,他们往往脱离社会经济条件,主要从法权和政治角度解释“市民城市”的自由地位,将“市民城市”的自由单纯归结为法权的演变和宪章的授予。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探讨“市民城市”的自由问题,但亦过于强调超经济因素的作用,仅仅将“市民城市”的自由地位归因于政治分裂和封建割据,而忽视了“市民城市”的具体经济内容与其法律地位的关系。     

“输会”合肥的兴衰

合肥之名,始见于《史记·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篇著名历史文献中列举了当代全为“都会”的就有邯郸、燕、临八个;而合肥则特称为“输会”。汉以后(具体时间在汉武帝以战略地位上有其重要性外,作为这个商业城市的忽起忽落,如同     

南京：南北交汇与文学之都

<正>在中国,走遍南北,不难发现,以“京”命名的城市只有两座,即北京和南京。“京”意即“国都”,以现在来看,北京之京是首都,南京之京是古都。近年来南京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亦定位于“创新名城,美丽古都”。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古都与今都的区别上来定位南京的特点似乎不无道理,而且这也很自然地会突出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力。人们常用“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来指称南京赞誉南京,也是这一原因。从1700多年前的鸡鸣寺到周长30多公里的明城墙,从号称“金陵第一胜迹”的朝天宫到多达200余座的民国老公馆,     

《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评介

楚都地望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也是楚文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楚国曾先后建都于丹阳、郢、都、陈和寿春等地,除了战国晚期的陈和寿春两地地望相对明确以外,其他几处都邑,尤其是丹阳和春秋郢都所在,一直存在争议。尹弘兵先生的新作《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研究”（05JJDZH244）课题成果之一,探讨的正是这一重大学术问题。     

“投机”学者凯恩斯

凯恩斯亦学亦仕亦商,一身而兼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投资家数种身份,是个多面好手。生于1883年、死于1946年的他,最为人推重的,是其作为20世纪上半叶经济领域才智横溢的理论创新者的贡献。但凯恩斯并不拘束于“学院经济”,对于金融投机的“实战”他也兴趣浓厚。说他是个“投机”学者并不为过。     

2010年的大小手笔

每年第一个月，全球久负盛名的时尚设计杂志Wallpaper都会推出“年度设计大奖”，旨在表彰过去一年不同领域中独巨匠心的优秀设计作品。因为wallpaper在业内不可动摇的老大哥地位，这个奖项也享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美誉。     

浅谈“郢爰”出现的时代

在楚国金币中,“郢爰”是最多的一种。它分布的范围较广,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陕西等地都有出土。“郢爰”出现的时代,过去一般认为在战国晚期,有的还认为在楚都迁到寿春之后。本文对此问题,粗浅地谈一下个人的认识,以供参考。一“郢”,系楚国的都城“郢”。“爰”,即“锾”字,据唐兰先生考证:爰是我国最     

考古寿春城之一:“下蔡”迷踪

楚都寿春城遗址的科学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一系列考古调查和试掘,寿春城城址的具体方位逐渐被锁定在今天寿县县城及其东南部区域。1985年柏家台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与发掘,也被学界认为是确定寿春城城址位于寿县县城东南部一带的核心证据。借助遥感技术和四级电阻率法物探等手段,至1991年,寿春城的外郭城被划定为东西长约6.2千米、南北宽约4.25千米,总面积达26.35平方千米的区域。     

秘密营建的楚都吴城（苏州）

<正>先秦时期,楚人称都城为郢。学界一般认为,从公元前1115年立国到公元前223年灭亡,楚国郢城几经变换。公元前241年,楚徙郢至寿春（今属安徽寿县境内）。寿春为最后的楚郢。令人不解的,楚郢从陈（今河南睢阳）迁至寿春,新、旧郢之间距离并不远。作为占小半个中国的楚国,为何没有把都城向更远的江东（吴地）迁移呢？而那里似乎更适合与秦国进行周旋。毕竟,“与楚同祖”的越国残余势力在东南地区至少坚持到汉武帝时代。     

略论徽商的别号与宅名

明清时期,徽商势力强大,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济的经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或“先儒后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徽商别号和宅名的选取,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别号,又叫别字,是古人除了名和字外的又一种符号。徽商别号中常见的字有庵、斋、亭、轩、堂等,它们都是建筑类名称,其中庵、斋还可引仲为书房、学舍的意思。如     

“大蒙古国”时期的斡耳朵

提起孛儿只吉朝第一位合罕铁木真的栖处，学者们都会联想见在“怯绿连河”亦“客鲁涟河”、“翕陆连河”、“卢朐河”、“驴驹河”、“龙居河”岸名叫“阔帖兀阿阑”亦“阔迭兀阿剌勒”、“曲雕阿兰”、“库铁乌阿剌里”、“阔朵杰阿剌伦”、“阔迭额阿剌勒”的斡耳朵。这个通常为春季驻跸地的斡耳朵，还曾是窝阔台和也孙帖木儿举行即位庆典的地方。《蒙古秘史》卷续二(第二八二节)：     

“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

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这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还是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希腊的崇高,罗马的壮观”,还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因“王欲知间巷风俗”,不过,这种专记琐细之事虽也是为“资治”之用,却并不能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不入流”地称为“稗史”。稗,卑微也。     

汉代广州的海上交往

番禺《今广州》古代是一个海岸河口港市。早在西汉前期,番禺就已是海产与珍稀物品聚散的都会。史书对此记载甚多。《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皇又利越犀之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西汉时期,番禺为全国九大都会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     

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

从户籍制度而言,“吏民”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通常所谓的“编户齐民”,其内涵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理论上其身份地位是平等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均有“名田”的权利和从“本”去“末”的义务,均有承担或被减免赋税、徭役等义务和权利;政治上均有上书言事和被察举征辟等权利;文化上均有入学受教育等权利,这既是文化上的权利,也是政治上平等权利的一种体现。虽然“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法理上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政治上的地位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上的差异都是普遍现象,编户齐民并非以贫富和阶级为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