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县出土隋造像碑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彬县新堡子乡白店村发现隋开皇十五年造像碑一通,现收藏于彬县文化馆内。这座造像碑系红砂石,是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四月所造。碑顶已残缺,通高138厘米,上宽43厘米,下宽52厘米,碑侧上厚17.5厘米,下厚18厘米。碑上方凿一方形尖拱窟龛,龛高35厘米,宽37厘米。龛内中间造释迦像一区,结跏趺座,低平肉髻,右臂上弯,手指向上,掌心向外;左手置于盘腿上,掌心向上,有托法器。闭目凝神,安祥自然,端庄肃穆。两旁站立二菩萨,右边合掌恭立,左边双手托一     

佛教造像碑

古人借助类同碑揭形式的石质材料雕刻佛像,创造出适用于地面寺院的佛教造型艺术造像碑。在印度次大陆,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以及朝鲜半岛均有造像碑遗存,印度次大陆造像碑产生与建筑造像构件有密切关系,中国造像碑自有渊源,朝鲜半岛则继承了中国模式。中国造像碑拥有众多个体、丰富内涵和鲜明地域特征,是世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造像碑的产生与供养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广大地区,东汉、三国时期已出现了地面寺院,至迟东晋、十六国时期石窟寺院也发展起来。泥塑、壁画是最初地面寺院的主要艺术形式,石窟艺术在中原北方地区兴起…     

四件北朝造像碑介绍

四件北朝造像碑介绍冯吾现洛阳古代艺术馆,是收藏陈展古代石刻的专题性博物馆,收藏洛阳传世和出土的古代石刻造像、碑刻、墓志１２００余件,现将几件北朝造像碑分别介绍于后：一、北魏常岳造像碑因该碑造像题记中有“佛弟子常岳”者,故定名为常岳造像碑。碑呈长方形,...     

法生造像碑初拓本简释

法生造像碑初拓本由冯国瑞收藏,发现于麦积山石窟第127窟,上面的“大魏”等文字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为麦积山石窟的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周围的名人题跋,对于考证造像碑亦有重要价值。     

山西造像碑及其风格脉络

本文主要依据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山西有纪年造像碑遗存,并结合其他材料,对山西5~8世纪造像碑风格演变的特征与脉络进行梳理,力求在造像碑类型、特征以及风格来源等方面进行探讨,宏观勾勒山西造像碑发展演变的脉络以及与周边地区造像碑风格之间的关联。     

洛川出土隋代造像碑

1981年至1985年,省考古研究所、洛川县博物馆在该县土基镇鄜城村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北魏到隋代的佛教造像碑.主要有北魏神龟元年千佛造像碑、西魏大统十二年法龙造像碑、北魏永安三年李黑城造像碑、北周建德二年杨广昌造像碑、建德四年郭乱颐造像碑、隋仁寿三年王洪晖造像碑等.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考古与文物)介绍了大多数,只有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的造像碑出土较晚,现予以介绍.     

北魏薛凤规造像碑考

相传1921年前后,有不法古董商窃得两座大型造像碑,一为北魏薛凤规造像碑,一为西魏巨始光造像碑。二碑将被偷运出国时,被海关查获,经当时主管机关批准,拨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收藏。二碑曾在短时间内展出,但不为世人注目,因此知道这两座碑的人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妥善保护,将这两座碑用木板罩护了起来。几年前,笔者对巨始光造像碑曾作过初步研究,考定碑石原应在今山西稷山县。薛凤规造像碑不仅形制与前者十分类似,而且二碑均有少见的巨姓和行姓的题名。如巨始光碑有巨天祖、巨解愁、巨令(?)、巨银     

太康县发現东魏造像碑

一九七七年冬,太康县文化馆普查文物时,在县东北三十里高朗公社玉皇岗大队赵寨村,发现一块东魏造像碑,现存县文化馆。这块造像碑高34厘米,宽28厘米,保存完整,碑阳造像三尊,为一佛二菩萨;本尊释迦牟尼,肉髻,园形头光,身穿通肩大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甘肃省泾川县2020年新发现北朝佛教造像碑研究

2020年,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新发现三件北朝石刻造像碑,均镌刻造像记,其中两件北魏造像碑纪年明确,为景明三年（502）和神龟元年（518）,景明三年碑为目前泾川所见纪年造像最早者。另有一件无纪年造像碑,推测为北周时期。从造像题材和造像特征来看,北魏造像碑受到了云冈石窟和关中地区造像风格的影响,为考察泾川乃至陇东地区造像演变提供了新材料。造像记表明,三件造像碑由梁氏家族供养或由梁氏作为结社首领参与造像,供养人族属反映出当时泾川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     

新见甘肃合水县双柳树佛教造像碑考析

甘肃合水县发现一通北朝佛教造像碑,通过与关陇地区一些有纪年的北朝造像和石窟造像的比对,以及对碑刻铭文内容的分析,推断其应雕凿于北周初年。该碑为社邑造像碑,其题记反映出两种史实：一是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推行赐、复胡姓,一是北朝陇东地区少数民族融合、聚居、结社及佛教信仰状况。该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陇东地区北朝晚期的佛教与佛教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刘碑寺造像碑研究

刘碑寺造像碑,是河南现存最大的造像碑,清代金石著录对其多有介绍,但仅限于造像铭文,其精美的造像未有著录和专文介绍,不被世人关注。本文主要对刘碑寺造像碑的现状、造像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并对造像题材、风格以及艺术成就进行探索研究。     

山东临沂四面柱体造像碑之考察

2009—2011年,山东博物馆对山东临沂地区佛教造像碑进行了多次调查,与相关金石文献对比,可判断这批佛教造像碑多数为北齐遗物,少数晚至隋代。临沂佛教造像碑具体特点有:碑身柱体,四面等宽或两面略窄,南面为正方位;四面造像,多为两段式,上段雕刻龛像,下段刻铭或留白(也有雕刻龛像的);造像题材中维摩诘图组合别具一格,龙衔莲花图十分流行,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在临沂地区之外十分少见。临沂佛教造像碑形制、造像特征虽源自西部邻省和山东中部地区,但也有自身原创特色,唐代流行的龙虎塔图像当与其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有极深渊源。     

试论北朝佛教造像碑

造像碑是北朝盛行的一种民间佛教造像形式。本文以大量的实物资料为例,从碑体形制的演变、雕刻题材及造像组合、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造像题记及书法艺术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北朝造像碑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

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陕西省文物普查队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及１９９１年,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和药王山博物馆发现一批北朝至隋代造像碑,其中钳耳世标造像碑座、二百五尊佛教造像碑、及钳耳氏残碑发现在滇池乡吕村,法寿、钳耳佛教造像碑发现在安里乡韩古村;其余均发现在...     

一尊精美的唐代倚坐佛造像——唐代皆公寺造像龛碑

<正>在东营市历史博物馆石雕艺术精品展展厅内,有一件精美的石雕艺术作品—唐代皆公寺造像龛碑。该造像碑通高50.5厘米,石质坚硬,呈黄褐色,造像碑呈半舟形,高浮雕有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五身像(见图1)。造像碑顶浮雕有一半身盘臂化佛,坐于覆莲台上。被两个飞天所承托,飞天对称手持宝珠放置胸前。下面两个飞天手持排箫,一个放置嘴边做吹奏状,一个放置胸前。飞天头戴遮耳帽,臂挂飘带,上身裸露,下身着露脐兜脚     

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至北朝、隋、唐,可以说是已达鼎盛阶段。此时,修寺建庙、刻经造像蔚然成风。据《临潼县志》记载,仅临潼一县之地,就曾有佛家十院四十二寺。历年来,常常发现铜铁造像和石刻造像碑。1973年8月,纸李通灵寺遗址附近发现鎏金铜造像窖藏一处,出土鎏金铜造像二百四十多件;1984年3月,在武屯邢家村南、秦汉栎阳故城西,又发现同类窖藏一处,出土残整鎏金铜造像三百余件。     

东魏兴和四年常光庆造像碑研究

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出现于北朝早期,盛行于北朝中晚期。山西博物院藏东魏兴和四年(542)常光庆造像碑纪年明确,采用减地高浮雕与线刻两种技法雕成,制碑各环节的人员姓名在碑文中均有记载,本文对其碑体原有内容、造像记内容及后期二次刊刻特征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为宗教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四件造像碑

河南古代石刻艺术展作为河南博物院八大陈列展览之一,共展出古代石刻１４６件,展览包括两大内容──“世俗石刻艺术”和“佛教造像艺术”,其中佛教造像艺术展汇集全省石刻造像精华,展出自北魏至明清的雕塑计６３件。这些石刻大多从全省各地征集而来,有些尚未发表过,现摭选几件予以介绍。 一、骆道明造像 刻于北魏孝昌二年（公元５２６年）,高４４厘米。（图一）石像由舟形大背光和长方座两部分组成,正背二面造像。碑阳造像三尊,本尊释迦牟尼面清癯,头微低,眉目清秀,嫣然含笑。圆项光,内浮雕二重莲瓣。手施无畏与愿印,身披双领…     

南京博物院藏两件北朝造像碑浅析

南京博物院藏两件北朝造像碑浅析郝金娥南京博物院藏有不少南北朝的石雕造像,它们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现对其中两件北朝造像碑做一介绍与分析。北魏正光四年（５３３年）造像碑（图一）,高１９６、上宽４７、下宽５７、厚１５．５厘米,石质砂岩,灰白色,系１９３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