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有关建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纪念馆”的问题

日本防卫省所在地市谷地区的“市谷台一号馆”是日本战前、战中的重要军事设施,并在日本战败后成为东京审判的所在地。然而,围绕着“一号馆”的存废问题,日本国内曾经进行过包括国会在内的多方面讨论,在历史认知上完全对立的左右两派也为保存东京审判的历史记忆,将近代日本发动的战争全貌展现给日本民众,而罕见的统一思想也参与了保存运动。...     

“爱”与“死”的纠缠——渡边淳一《樱花树下》与日本文学中的死亡情结

渡边淳一作为日本当代"大众文学"作家,在日本几乎被认为是一种"读后即弃"的一次性文化消费品。然而,若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发现在渡边淳一的这种日本当代"大众文学"中也深深地反映了日本文学中传统中的爱情与死亡伴生的现象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死亡意识"、"死亡美学"等,可见日本传统文学对日本现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本文试从死亡美学角度对渡边淳一《樱花树下》进行解读。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假名文字论”与“满洲假名”

“假名文字论”是近代日本文字改革运动的产物,“满洲假名”是它的变异形式。在这一期间假名文字论者经历了从到外的艰辛历程。但是战后假名文字论者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在于“假名文字论”始终未能得到日本国民的认可。     

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平字号"《俗文学》周刊

一、引言中国俗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得到划时代的发展的,它是由清末敦煌石窟文物被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遂使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因革昭然若揭。“俗文学”一词据说是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1868-1947)最早提出的,他在1916年《艺文》第7卷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说“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     

“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推出“满洲国兴亡”三部曲,提出“建设东北论”。该谬论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解放”东北民族,建立“理想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完备”工业体系,“奠定”东北发展基础。实际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压榨东北人民,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人肉开采”,用人命换经济;打断东北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建立畸形的工业体系;消耗大量资源,严重破坏东北的生态环境。日本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后续发展。“建设东北论”传递错误的史实和史观,误导日本民众,催生了中国的“精日”分子,在中日两国都产生消极影响。揭示这种错误论调的来龙去脉、历史根源、社会影响,有助于两国人民客观认识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活动,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葛剑雄先生在其所作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一中(见《学术批评网》),谈到“革”高潮中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事。这位日本小商人人中国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其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也毫不逊色。     

“知”与“行”的分裂

传统的儒家哲学强调“知行合一”,影响深远,日本经营之圣稻圣和夫的“不行不可知”的名言,则被企业家竞相效仿。然而,住中国近代遭遇千年之变的时候,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中国的"村上春树热"

中国当代文学受到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派的双重影响呈多元化的走向。日本纯文学作家村上春树的创作准确地反映了当今社会,特别是生活在繁华都市的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村上作品的出现不仅给日本文坛带来震撼,也给多元化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是西化的思想性引起了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共鸣。中国的“村上春树热”现象说明中国的当代文学已日趋接近西方现代艺术的潮流,同时也向中国作家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的作家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创作出既受读者欢迎,又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关于もののあはれ汉译的几点思考

当代文论在评说日本文学时广泛使用的＂物哀＂概念,源于对源词组もののあはれ的＂拿来＂式处理,却因语义不明产生了广泛性误读。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源语在平安朝和江户时代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内涵及其共通的基本含义;提出对もの的看法;对あはれ与＂哀＂字的关系做出推测;得出源语的意义不完全是＂哀愁＂（其仅为人类情感之一种）,用＂情趣情感＂等词汇理解并翻译的结论。这种主张同时照顾到长期使用＂物哀＂带来的社会心理现实。     

法国早期象征派诗歌的生命意识

19世纪的法国象征派运动,给浪漫主义以来的欧洲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诗风。对于象征派诗歌的把握,有一个核心的精神,那就是寻求同万物生命的对话。从波德莱尔的“感应”,到兰波的“通灵”,再到马拉美的“无限”,法国象征派诗歌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人类中心论的全新的生命意识,对后世的后期象征主义文学甚至是生态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内村上春树研究概况及走向

解析“村上春树现象”,探讨西方当代文化和文学与村上创作的关系,比较视域下研究村上的创作特色,阐发村上文学的艺术魅力这几个方面,大抵构成了国内当前对村上春树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文认为在整体把握国内村上研究概况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村上研究,从文化身份、后现代思想主题、叙事艺术及翻译文学等角度入手将是推动国内村上研究深入发展的有益尝试。     

明治时期西方人的日本观探析——以小泉八云和张伯伦为例

小泉八云和张伯伦同样作为明治时期两大西方的日本研究家而知名,然而二者对明治日本的认识却截然不同。小泉八云将“有机的遗传”融入到自己的日本文化论中,认为日本人精神层面的优点来自其“祖先崇拜”,是一种“死者支配”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他的东洋礼赞和西洋批判。与此相对,张伯伦则是文化传播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西方的优势文明必将取代日本落后的文明,是典型的西洋至上主义者。本文从比较文化论的角度,采取实证的方式,解析了明治时期两大日本人研究家——小泉八云和张伯伦的明治时期的日本认识迥异与成因。     

孟子“性善”思想的现代诠释

孟子认为人区别于禽兽的只是“人性善”,它源于人类共有的同情之心。因为人特有理性精神——反思能力,人人可以发现自己的“本心”,人人也可以成为“尧舜”。“人性善”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石。然而把“人性善”作为“平天下”功业的起点,也使其诞生之日起就有了巨大的消极意义。可是,现代人视人性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等等所决定,也使人类为了从精神家园逃离,失去了生存的终极意义。把“人性善”作为终极的价值理性或许可以拯救这一现代病。     

日本近年《聊斋志异》研究述评

近年,在我国,<聊斋志异>研究在西方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下形成了研究热.与之相对,在日本,翻译、"翻案"依旧是受容这一文本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途径.在学术研究上,在继承日本汉文学研究重视考证、考据的传统的基础上,日本古典、近代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也继续成为重要方向.本文在分析日本近年<聊斋志异>研究的现状基础上,着重探讨中日两国对<聊斋志异>意象把握的不同及其原因.探究<聊斋志异>的现代意义.     

战前日本鲁迅研究概观

战前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字早于中国;五四时期日本文化人也较早地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鲁迅的价值;30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的认识转变;鲁迅逝世时日本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大鲁迅全集》;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本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鲁迅传》。     

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度作为东亚经济牵引车的日本酝酿已久的重大经济外交方针,但这一构想却因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而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日本亚洲认同意识的摇摆不定、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的匮乏、对美优先的经济政策方针和东亚区域经济结构性障等都成为束缚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重要羁绊,束缚着日本“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