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10年1／2月第63卷第1期2009年十大考古发现

年度考古榜单中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从北美最早的运河到古罗马位于叙利亚的前哨所发现的化学战遗迹——极大丰富了我们对遗址、手工艺品及远古时代的认知。希望2009年这些惊人的发现能够触发人们的灵感．把我们带到那古老的时代．并且激发我们对新发现的渴求。     

《考古》

2011年十大世界考古发现 2011年．政治剧变和经济动荡几乎是对这一年的诠释。但并未阻止考古学家在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考古学家们在约旦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建筑之一,在危地马拉发现了玛雅墓穴,而在苏格兰发现一艘船内埋葬了一个千年维京人。     

“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纪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创办于2002年,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和最新考古进展的学术讲台,其目的和宗旨在于促进学术交流,加强考古成果的宣传,深化考古研究,推动新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服务。为展示2007年中国考古田野发掘和研     

《考古研究杂志》2011年3月第19卷第1期

早期非裔美洲人：意义与多样性的考古研究 本文审视1400年至1865年文化遗产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非洲后裔人群的社会动态。在此期间．欧洲殖民公司在非洲和美洲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北美洲自由人和被俘的非洲人的革命运动。早期非裔美洲人的考古发现在分析范围和研究问题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考古工作与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传播的关系

考古工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藏品、展品和丰富的考古信息,而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进行考古宣传与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为了更好地展示并传播考古信息,考古人应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树立展示传播的意识,不是"窄播"意识,而是"广播"意识,并非只考虑将考古成果"窄播"给考古圈内的学者,也要"广播"给博物馆展览策划师、广大公众;而且考古人应该从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研究三个方面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11月4日至11月5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什邡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什邡市召开。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为主题,并就古蜀文明的保护传承展开全方位深入讨论,议题涉及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址的发现、发掘与重要意义、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聚落考古工作与研究以及科技考古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硕。为开展桂圆桥遗址今后的考古工作、研究、保护以及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路和中肯建议。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沈阳考古文集(第1集)》简介

《沈阳考古文集(第1集)》由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本,共267页,彩色图版4幅,黑白图版20幅,定价150元。本文集共收录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报告及简报等资料性文章18篇、学术论文6篇,     

云贵高原及相关地区考古新进展——"第三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云贵高原史前文化研讨会"纪要

2006年8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西部考古协作会"就西部地区考古新成果和区域性合作等专题开展了讨论。西南地区代表对四川安宁河流域、大渡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公布了云南贝丘遗址和汉墓的发掘情况;介绍了贵州北盘江流域、广西右江流域、贵州乌江流域、重庆渝东南地区、湖南沅水中上游地区及湘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西北地区代表通报了"秦文化"课题的进展情况及甘肃近年的考古新发现。与会代表还就大石墓、彩陶的扩散、道教考古等专题进行了讨论。     

科技考古的新起点——“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7年9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借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之际,梳理了科技考古在复旦的发展轨迹,并对今后的日益壮大予以厚望。与会专家、学者就科技考古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建言献策,分别勾勒了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五个重心:着重强调考古学问题指导下的科技手段运用、不同学科间的合作攻关、科技考古方法论的建设、一专多能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考古学的新时代转型。会议还发布了科技考古的六点"上海倡议"。     

从“归纳”到“解释”:汉唐考古研究的趋势

政治史取向和类型学方法在保证汉唐考古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制约了汉唐考古的研究范围、理论建设,并影响到汉唐考古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新出土资料的减少迫使汉唐考古改变"能源型"发展模式,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则为汉唐考古向"技术型"转变带来机遇。汉唐考古研究者的主要工作从归纳总结考古资料,转变为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对汉唐考古材料的内涵和意义进行解释,是汉唐考古研究的发展趋势。     

考古与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两个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模武.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正确理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处理好"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质属性和发展走向,也要全面准确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的定位.这种正确的定位有利于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及有效展示,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     

从“良渚全考古”到“良博全展示”——以良渚博物院2018年改陈策展为例

良渚考古工作历经八十余年,考古内涵不断丰富,考古价值不断提升,已进入到"良渚全考古"时代,是边发现、边研究、边保护、边利用、边传承的模式。2018年良渚博物院改陈,进入"良博全展示"阶段。现有的展览全面展示良渚考古成果,全面呈现良渚文化内涵,全面阐释良渚文明价值,全面解读良渚遗存信息。良渚的展示除了依靠文物本身或图文所呈现和传递的信息,还采用过程性展示、功能性展示、复原性展示、对比性展示、演变性展示、场景性展示等多种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和展示遗物,力图将良渚文物的故事讲清楚、讲明白。     

“南海Ⅰ号”2007整体打捞

十年磨一剑,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在“南海Ⅰ号”发现之后的十余年里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水下考古设备还是水下考古人员专业都具备了进行近海海域大型考古发掘的能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文物局更是积极推进“南海Ⅰ号”水下考古项目,[第一段]     

蕲春毛家咀和新屋垮西周遗存性质略析

1958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在蕲春毛家咀发掘出西周木构建筑,并出土一些遗物,是鄂东地区考古的重大发现。三十多年后,毛家咀木构建筑附近又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1996年4月,在毛家咀木构建筑西600米处的新屋垮,发现一窖穴遗迹,出土方鼎5件、圆鼎1件、铜斗1件,为鄂东西周考古增添了珍贵的考古资料。关于新屋垮窖穴的年代和性质,已有学者专门作了研究。本人在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满城汉墓发掘秘闻之二

<正>●军事警戒下的神秘发掘为了确保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会和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联合组成。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队于1968年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陵山"军事禁区"。于是,20世纪中国一次极为重大的考古发掘活动,在当地驻军极其森严的军事警戒下开始了。     

邯郸考古世纪回眸与前瞻

本文对20世纪邯郸考古工作做了全面梳理与回顾,总结了邯郸现代考古出现以来经历的三个阶段,概述了20世纪邯郸考古的主要发现及重要研究成果,并就21世纪邯郸考古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重要课题及发展方向作了综论及展望。     

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水下考古概述

我国在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航段开展的水下考古:在福建平潭发现了装载五代越窑青瓷的沉船遗址;在福建连江、莆田、龙海、平潭、漳浦等海域发现宋、元、明、清各时期的沉船遗址;对广东"南海Ⅰ号"和海南西沙群岛"华光礁Ⅰ号"等宋代沉船遗址、广东"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以及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遗址等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这些水下考古工作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对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     

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纵横谈

2012年5月25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聚落考古中心在北京主持召开"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十余人。会议围绕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后,受《南方文物》编辑部的委托,我们又邀请了另外一些从事大型聚落考古的一线学者,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中心与《南方文物》编辑部共同举办的大型笔谈——"聚落考古方法纵横谈",现将出席"大型聚落考古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会议代表的发言及部     

禚振西与耀州窑

在中国文博界,提起耀州窑,人们总会想起禚振西。 耀州窑是陕西著名的古瓷窑,上个世纪初即已发现,不仅发现早,而且从1959年起进行多次考古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收获较多的名窑之一。从1973年起,禚振西开始介入并主持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在近四十年对耀州窑的研究探索与考古工作中,禚振西的名字已经与耀州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同时,耀州窑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成果也将禚振西带上了发现与探索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