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

1949年7月,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我从专科技术学校毕业后我于是继续上学,还是回国参加工作有些犹豫。按苏联的规定,是要分配工作的。毕业前夕,我写了一个申请,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毕业以后回     

战地宣传工作片断

1953年5月,干校毕业后,我所在部队已受命到了战火连天的朝鲜,我只好一人从西安辗转来到朝鲜三登。     

邓大姐参加我的婚礼

在我走过的岁月中,50年前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1953年,我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机要处工作,和陈其贤同在一个处。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     

劳改行医的岁月

正我今年83岁,从1957年7月被错打成"右派"到1979年4月正式平反摘"右派"帽,20多年最宝贵的光阴都是在荒凉偏僻的劳改农场度过。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劳改农场行医的恩师及许多山村百姓的不解之情。蒙冤屈发配农场劳改1951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上海正泰橡胶厂工作,3个月后我考取原上海震旦大学。1953年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1957     

20世纪70年代知青生活记事三则

1975年,我从浦城一中高中毕业后．就到富岭公社浮流大队插队,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知青岁月。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

正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闻鼙鼓而思良将——怀念新闻界女将周汉晖同志

我和汉晖同志相识相交近60年了。 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9月,以李锐为社长、朱九思为副社长的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主办了一期新闻干部训练班,让地下党同志推荐,从具备高中以上（含高中）学历的上千考生中遴选145名学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培训。那时我刚从长沙清华中学毕业,汉晖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已在小学任教两年。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到新干班后,她任一分队分队长,我任二分队分队长,在学习和工作中,我们开始接近了。     

回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毒事件（三）

我是1959年8月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张村公社卫生院当护士的。那时,我年纪轻、身体好,又懂得护理知识,所以卫生院领导就让我参加了救治61名中毒民工的工作。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闽浙赣地下党冤案与我的牵连

父亲带我走上革命路 我出生在1929年5月,系江西上饶皇固镇黄塘乡人。父亲毕业于上饶县中,后考入杭州体专,同时进修土木工程,毕业后正逢方志敏、邵式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组织农民协会。     

送错一封信，江青送我进监狱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师从《红旗》杂志编委、中国哲学史专家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     

武汉技术市场创立始末

我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在西安晶体管厂从事了9年的技术工作。1976年10月．我调入武汉市科委下属的位于原武汉展览馆西一楼办公的“武汉市科技交流站”,从事技术推广交流工作,这个调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转业到了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3月,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从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足足有27年,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     

怀念马洪

正《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所载《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勾起我对往事的几段记忆。马洪是我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委时期的直接领导,一起共事直到我被划为右派离开经委。(一)初识马洪我认识马洪并在他手下工作,差不多是60年前的事了。1952年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暑假即将结束,我被教研室主任找去,他郑重地告诉我:     

娋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

我是1935年11月人党的,与蒋南翔同志差不多时间,他可能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是周小舟同志介绍入党的。小舟同志是师大学生,1935年夏毕业,毕业后在两吉中学当教员。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我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都安高中)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前夕正碰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下旬,我从金城江被押送回都安高中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我关押在都安高中的教工宿舍。对我多次踢打批斗,逼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我虽被吓破了胆,但也感到     

我的最大感受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年,已经30年了。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想写点文字。 1978年,我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教师进修学校当教员,1979年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念了三年书,毕业后到黑龙江省志办工作21年,现在从《黑龙江史志》主编岗位上退下来已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