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问题探析——以1956—1966年高校干部群体为例

在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高校知识分子干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中国建设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由于知识背景、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参政行为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高校知识分子干部参政议政在客观上也对党的决策和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恶化了党与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且造成了许多高校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这也是党在领导高校工作中必须吸取的一个沉痛教训。     

五七干校述论（二）

"新事物"与旧思潮 五七干校不仅担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通过干校既要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群关系),又要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甚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已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张扬的思潮.     

没有自由,何以成龙?

成龙的"被管论"可以概括为一句绕口令:那些管人的人很觉得被管的人应该被管最近反驳讽刺嘲笑乃至咒骂成龙的人好像很多,但是远不及我最初以为的多。而且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在骂,广大群众反映不太热烈。我以为这件事会达到华南虎或者俯卧撑或     

回首“五七”干校的日子

正我1965年7月从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留校在院政治部组织处任青年干事。那时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一样开展"四大"。1969年下旬,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号召,我随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从塞北张家口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总参三部当时确定了湖北省沙洋农场和钟祥县农场作为部队     

我下放“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正>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近万名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回忆记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截访、造假、捡垃圾——副乡长的一天

“‘你知道宪政不？’在职工饭堂,我突发奇想问同事。10个人,只有一个学法律的说他听过,可不知道宪政是啥。我成天上微博,政改啊、宪政啊,很热闹,但跟现实生活不沾边,身边的干部和老百姓,谁关心？知识分子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就算真要政改,底下人怎么弄啊？我是副乡长,我忙着应付上级,我厌烦透了”     

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解构——走进《沧浪之水》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都以"修身,治国,平天下"来律己的,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更是将良知和责任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里,我结合阎真的作品《沧浪之水》里塑造的池大为这个人物,根据他的人生阅历,来谈谈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是如何被解构的。     

王的诤臣——胡适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及使命

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他终其一生都将知识分子,包括将他自己,定位为国家、政府的"诤臣",这一"诤臣"的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批评的使命和目的.胡适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要有"面折廷争"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要有鼓励"合法的反对"的大度,而知识分子批评的目的正在于为政府救弊补偏,辩冤白谤.     

论1950年代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的"向工农开门"方针,主要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贯彻实施这一方针。1955年后,这一方针一度改变为强调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这一方针对于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新型工农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不公平、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等消极因素。     

随行采访毛泽东50年后之回望

我们年轻时,在那个从内心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代．若能在天安门上远远望上毛泽东一眼,便觉得无限幸福。而我,在毛泽东一次来汉视察时,竟能紧跟他采访了5天,而且在生活中多有接触,能够零距离地瞻仰、观察这位一代风流人物．这在当时同辈知识分子和干部中,算是最幸运的了。     

我的“带队干部”岁月

我是淮南市第三中学的退休教师,现已年届古稀,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因“路线觉悟高、身体健康和作风正派”,被学校党组织、工宣队选中,到农村参加带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工作,简称“带队干部”。由于当时处在“左”的年代、知识分子倒霉的时期,我倒也乐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并积极将自己身上患的痔疮进行了开刀治疗,以便“轻装”上阵,更好开展“带队工作”。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当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     

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知识分子

新四军前身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部队里中下层干部主要是工农分子,有化的人很少。所以,新四军建军之初,领导上就重视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以使新四军成为人才荟萃之师。当时新四军对知识分子采取“热情欢迎,大量吸收,关怀爱护,积极培养,严格要求,大胆使用”、“去留自由,去时欢送,回来欢迎,仍然重用,并不歧视”的方针,使新四军这座革命大熔炉熔进大量知识分子。     

我曾参与解放齐齐哈尔

抗战胜利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民主政权,我党从延安向全国各地派出了成千上万的干部,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知识分子出身,1933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被日寇列入黑名单,“七七事变”后不久参加了八路军。在南方战斗生活不到一年,     

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轶事

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也称三人小组)谈判时,可以说我是这一谈判的见证人。现将其中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讲述如下:我1915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兰州甘肃学院任教,1939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及西北干部训练团担任政治教官,讲授《西北史地》。1945年12月,我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长,同时兼中苏联谊社执行秘书(相当于总经理)。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地点就设在中苏     

改革开放中结缘武汉四十年

正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求学到武汉我是东北人,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是不会来到武汉求学的,也不会与武汉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小学阶段是在学工学农、半工半学中度过的,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正是1978年。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大家向科     

故宫人在咸宁干校

<正>1969年9月,随着文化部下放干校工作的部署,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革委会和军宣队也动员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锻炼。我虽然是在红旗下成长的,但本能地走上了知识分子的这条路,1962年大学毕业后又来到了故宫博物院这个文化艺术单位。一般人看来,我的确属一个纯知识分子,在那时的     

声音

我不同意那种动辄轻率批评知识分子政治上“软弱”的说法,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在某种制度及社会条件下,如果要说“软弱”的话,恐怕也是绝大多数人的事情,不论是否知识分子。同样的制度下,我们稍加考察就知道,西方知识分子多数也是一样的情况。     

“五省出土文物展览”参观杂感

我是刚刚开始学做文物工作的干部,一切有关文物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讲都是陌生的,也是迫切需要学习的。五月间我从报上知道北京举办"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会",我非常的高兴,这正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得到领导同意后,我从鞍山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