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

正从1966年12月至1978年6月22日去世,柳青从50岁到62岁,可以称为晚年。柳青晚年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的读史与反思。由于常年患病和"文革"中的各种折磨,柳青身体越来越差。他自知来日无多,要把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思想"留给世人,但在当时条件下,不能形诸文字公开发表,他就以谈话的方式,告诉在身边照顾他的大女儿刘可风以及少数信得过的朋友,或以片段的笔记,记下他的所思所想。     

周扬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正今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有《"异化"问题的讲座和周扬的遭遇》一文,追叙了周扬同志晚年的一些遭遇,读了令人感慨万千。文中插了一张照片,文字说明是"1983年4月8日周扬与人民日报同志交谈"。我初看时有点诧异。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报社文艺部工作,除十年动乱时期外,同周扬同志常有接触。多次听到他在大会小会上的报告和讲话,报纸文艺宣传计划和重要的文艺评论请他审阅,在他晚年也有不少     

书中人

《父亲茅盾的晚年》作者:韦韬陈小曼著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6茅盾在中国文坛上驰骋了整整65年,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文学生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和印证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本书着重叙述茅盾一生中最后的15年,即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茅盾谢世期间的生活经历,对"文革"前17年则只选择重大事件作一概略的回忆。本书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地反映了茅盾晚年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将他的高尚情操和伟大人格完整地向广大读者传达出来。     

毛泽东家居物品归去来兮

在经历83年漫漫人生旅途后,毛泽东离人们而去,他没有把自己"还"给故乡韶山,但在1990年,他晚年用过的大部分物品又回到韶山故里。让人感慨的物品毛泽东晚年家居物品即1949年进入北京之后到1976年9月去世这27年间的家居物品,包括中南海的丰泽园、游泳池及其中的一切大小物件。它们最为完整、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相对稳定的家居生活和衣食住行的特点。日常起居所用物品,从居室到卧具、坐具、洗漱用品;衣物,包括衣服、鞋帽、床上用品;餐饮用具即杯、盘、碗、碟、勺、筷、烟具等     

蒋介石的大众感召力为何大不如毛泽东

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生活态度:毛泽东生病"不信邪"》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各自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一比较,可以深刻体会到两人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蒋介石晚年真是怕死到了极端,尿中有血,紧张至极,总是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医生说没事,他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对医生来说,就像乖孩子一样听话,他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王大珩的暮年壮心

<正>我们都知道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是"两弹一星"元勋,却鲜有人知道他可爱的一面。他在世的时候,当有人问他高寿,他会精确地告诉对方"我今天90.35岁了";我们都看到他荣誉满载、成就卓著,但却很少关注到他常常以"小学生"的姿态面对新知识、年长者;很多人想象老人的晚年应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王大珩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都在不停地学习。     

退与守:吴佩孚晚年儒道观考释

吴佩孚深受传统文化"儒道互补"模式的影响,此外还重视佛教。前期力求在外王事业有一番作为,曾取得很大的成功,成了上世纪20年代最有希望一统中国的枭雄;同时注重儒家传统的"忠""孝"等德目,并吸纳儒家主张的"王道""德治"等理念。他晚年虽退出了政治、军事舞台,但其晚年的"退",实为调适、转进,"退"到书斋、家庭、佛道与山林,转向了立德、立言,并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最终"守"住了民族大义、清廉人格与爱物情怀等底线。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李维汉写回忆录:先做小人,后做君子

正李维汉(1896-1984,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做点贡献。"他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极严,立下     

战后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新思考

战后张君劢的民主观念具有"人权保障"、"社会主义"和"民主方法"的三重丰富内涵;晚年张君劢则摆脱了计划经济思想的笼罩,并进一步确认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多元主义的哲学基础.总体而言,回到康德对于人的基本价值的确认,成为张君劢战后以至晚年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的新思考亦与二战后期以降欧美思想界的潮流变动及所谓"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密切关联.     

“民族野心”：晚年陈独秀关于民族精神的一种新见解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化人物之一.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提出的"民族野心说"表现了他晚年文化观的再次新变.由于此说语言激切,在当年并不为社会各界所普遍认同;由于此说同时具有既对德意法西斯制度予以激烈否定,也对苏俄高度集权"政制"予以尖锐剖析和抨击的双重语境①,它在建国以后数十年中也从不被人们所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如日中天的德、意和苏俄国家已经为历史所汰沥,而他的上述见解、尤其是他关于"民族精神"等的思考却以其超时代的深刻性和现实性,日益显出其作为一个思想先行者的慧观洞识.重新审视晚年陈独秀的有关见解,对于当今关于振兴民族精神的讨论,当不无裨益.     

刘绪贻 百岁老人看中国

越到晚年,刘绪贻的文章越充满对当今社会的反思和灵魂深处的反省,以至儿女们笑他,“你过去还很‘左’,怎么一下变了”     

毛泽东晚年失误与其阶级斗争观

研读毛泽东晚年的有关资料,深感毛泽东晚年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迷雾太深,以致铸成其晚年之错。阶级斗争是个双刃剑,用之准确,可破敌得胜;用之背反,难免自遭其害。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比之陈独秀、王明等高明,就在于他了解并准确掌握了该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灵活、恰当地运用,所以从并岗到延安再到北京,领导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则反之,令人深以为憾。     

人艺60年血脉传承——曹禺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再死

从23岁到29岁,他密集地写出了《雷雨》、《日出》等7部剧本。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称“精神残废”,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到那个写《雷雨》时的自由自在的心灵     

章太炎的甲骨文态度及其学术史意蕴

章太炎是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奠基人,他对甲骨文的态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本文以章氏晚年弟子的回忆、章氏晚年的讲演记录和书信为主要资料,认为章太炎晚年对甲骨文仍然持消极、怀疑态度,但已有转变的趋向;对他持这种态度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章氏的甲骨文态度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学界对他甲骨文态度的不同评论,一定意义上折射出现代学术史上的学派分野。     

制约缺位：苏联政体的陷阱——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陈独秀晚年对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过冷峻的思考.他的结论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对民主的粗暴践踏,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政体存在严重弊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权力缺乏起码的制约;是独裁制造就了独裁者,而绝非相反.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是独到的,具有前瞻性的.他明确地告诫人们: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民主政权",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还差十万八千里;不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文明机制,不搭建权力分立、监督、制衡框架,不真正确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言论自由等等具体的制度和程序,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有其名而无其实,个人集权专断的悲剧便难免重演!陈独秀晚年的这些思考和见解,不仅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验证,在刚刚迈入门槛的21世纪,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也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1977年6月到1980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率先搞起了"省委六条",既而做出"借地度荒"、"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决策,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万里晚年用了"惊心动     

毛泽东谈论三国与诸葛亮

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对中国历史和传统化特别偏爱,从幼年发蒙识字到晚年生命垂危,始终如此。在他最喜欢阅读的中国古典学名中,有一部是《三国演义》;在他最喜欢读的史书中,有一部是《三国志》。     

毛泽东:“读点鲁迅”

正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感兴趣,毛泽东还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里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还遗憾地说:     

记忆与诠释:陈独秀“十月革命”认知之心路历程

近现代中国思想脉络中的十月革命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性似属后见之明,而非国人的"即时"反应。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陈独秀早年关于俄国的记忆,结合时势变迁,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与心理变化,使其对"十月革命"的认知和态度几经转折,从最初的犹豫与彷徨,到坚定态度诠释十月革命的正面价值,晚年则走向批判。陈独秀对"十月革命"认知之心路历程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寻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困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