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女性中产阶级地位变化解析(1960—1980)

美国女性中产阶级是19世纪末新旧中产阶级交替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以性别为标识的"白领职业"群体,其社会地位在二战后明显提升,并逐渐显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与新中产阶级有一些相似之处;其二,职业趋向开始向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薪水和收入不菲的"白领职业"攀升,成为美国一个新起的、且相对具有职业竞争力的社会群体;其三,参政议政的政治兴趣颇为浓厚,与美国中产阶级传统上"冷漠"和"保守"的政治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科技革命对美国的影响

二战之中兴起的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物理、化学、航天和电子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推动美国整个社会生产突飞猛进地全面飞跃。美国也完成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但是,科技革命的发展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了"丰裕社会"中的贫困;还使人们也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甚至成为技术的附庸,丧失了人的自主性,人性在技术的压迫下,人的精神世界日益受到来自外界技术力量的异化。     

探析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洲”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除了与其他国家一样都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确保自身的发展外,美国还要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911事件以后,美国在全球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重返亚洲"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洲是非常大的挑战和考验。     

试析美国对俄国革命的反应(1905-1920)

在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美国的态度曾发生过极大的变化.对1905年革命,美国先是表示欢迎与支持,后又希望俄政府给予强力镇压;1917年,美国先是支持二月革命并立即承认了临时政府,后却对十月革命表现出了极度的反感与敌视.本文在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美国的俄国观、使命观及其革命观是导致它在此问题上立场变化的重要原因.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便将俄国看做是一个与文明世界相对立的野蛮的、残暴的国家,一直期望着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一个新的"自由的俄国",然而俄国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塑造一个美国式的俄国,仅仅是美国人关于俄国的一厢情愿的设想.     

探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与共和主义范式之争

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以共和主义为主题探讨了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的关系。拉厄力图开辟研究美国革命和建国的新路径,对共和学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提出修正。《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不仅体现了拉厄对共和学派主将波科克的挑战与批判,而且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派别之争以及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动。他同时受到施特劳斯学派和自由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卷入了施特劳斯学派与共和学派之间,"新洛克派"与共和学派之间的学术辩论。但他又不是完全照搬两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而是在两派的核心观点和研究方法基础上提出了新见解。     

评《郊区卫士——美国新右派的源起》

右翼势力一直是美国社会政坛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是共和党的政治基础。在美国历史上,右翼力量经历了不断的分化组合,有新老之分。老右派主张地方自治,标榜"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在二战后极力反对共产主义。与之相比,美国新右派(New American Right)的政治主张有所不同。右翼势力一直受到学界     

美国史研究的新视野、新题材与新路径——“美国史学新趋势”圆桌对话

2012年11月16～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罗伯特·史密斯国际杰斐逊研究中心(The Robert H. Smith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efferson Studies at Monticello)共同发起召开了一次美国史研讨会,有三十余名中外学者出席。会议的主题是"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构建",与会学者围绕"杰斐逊与民主问题"、"杰斐逊时代的共和主义"、"杰斐逊与早期美国的国族/国家构建"三个专题展开讨论。专题讨论结束后,会议主办方特意组织了两场圆桌讨论,采用对话的方式,交流关于美国史学近期动向的信息和看法。第一场对话的重点是"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趋向",由斯坦福大学杰克·雷科夫教授主持;第二场对话的主题是"21世纪的美国史学",由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主持。参与者全部采用英语发言。以下文字系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和翻译,为了尽可能保持对话的原貌,整理者采取原话实录的方式,遇有录音不清晰的地方则用省略号标出;听众的反应也以括注的方式说明。出于篇幅和阅读效果的考虑,在翻译时删去了一些重复和脱离主题的部分,这些地方也相应地加了省略号。括号中的文字系整理者所加,作为补充或说明。由于时间紧迫,仅就个别不清楚或不确切的地方,与具体的发言人做过核对,整个发言并未经本人审阅,其中疏漏和误译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明察。     

从哲学运动到政治运动——美国新左派运动的社会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派运动在美国最具影响力,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具广泛与持久性,延续了数十年之久。这与美国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并且美国具备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二战”后琉球问题的处置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北大核心CSSCI

通过考察二战后琉球问题的处置过程,作者提出美国在琉球问题处置上经历了一个由"盟国共管"到"独自托管"的变化过程。1951年,在美国的操作下,美、英等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将琉球群岛置于美国的托管之下。此后,美国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其托管范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为钓鱼岛争端埋下隐患。美国单方面"托管"琉球有违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托管制度适用范围的规定,且未向联合国提出申请,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相关规定。     

外来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变迁

目前,虽然中美学界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在概念和理论构建方面并无明显分歧,但几乎所有成果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国对外关系方面,对于外来移民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历史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客观而言,两者走向呈"U"型模式。在1789-1880年,移民是备受欢迎的财富,而在1880-1924年逐渐被看做是"威胁"而加以限制。在1924-1943年,因经济危机和二战爆发,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跌入谷底。到1943-1965年,美国缓慢地开放了国门,欢迎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移民入境。在1965-2013年,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再次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省区大会在美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

1763年以后,随着英国殖民政策的改变,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北美人民为切实维护自身的权益,自1774年起开始探寻独立的进程。这种历史性转变的领导者便是各殖民地的"省区大会"(Provincial Congress或Provincial Convention,国内美国史学界除译"省区大会"外,也有译作"临时议会"、"新议会"的)。它们作为美国革命初期的临时政府,在独立斗争的形式、各邦宪政体     

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

自18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人在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时将欧洲视为美国的对立面和文化"他者",信奉的是"美国例外"论;在思考美国的地缘政治特性时,把欧洲视为威胁,奉行的是远离欧洲纷争和排斥欧洲影响的大陆主义。一战后,美国精英逐渐用突出美欧文化同源性和一致性的"西方文明"叙事取代"美国例外"论,用强调美欧休戚与共的"大西洋共同体"观念瓦解大陆主义,从而完成了美国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重塑。二战后,美国利用这一新的国家身份观念,把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约解释为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从而维护美国自身文化存续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步骤,成功地将美国与西欧凝聚成文化、意识形态与安全共同体,最终打造出一个新"西方"。     

"中美合作"视角下的台湾农村复兴——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48—1979)为案例的研究

二战以后,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了一系列的国际援助活动,以扩大、渗透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合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于1948年10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1949年,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迁台,主导了台湾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复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79年农复会改组为"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成为台湾地区农业的最高主管部门。本文着重从大中华的整体建构和历史连续的宏观视角来解读农复会的大陆背景、台湾工作,以及经验与教训,以尝试挑战当前农复会研究的美台中心趋向。这段农业历史的回顾梳理对于当前台湾史和中国史背向分裂、近现代史与当代史断代切割的窘迫现状是有力的回应。     

战后初期美国对中立国政策

二战结束前后,在大国关系急剧变动的影响下,“中立”作为同盟对立面出现在美国外交话语与实践中。面对中立国对中立地位的坚守和苏联的“中立攻势”,美国逐步放弃将中立国纳入其全球反共同盟体系,转而推行塑造亲西方“中立”政策,主要表现为积极促使中立国加入联合国,竭力通过经济和军事等手段,瓦解瑞典、瑞士和奥地利的中立地位,诱迫它们在冷战中站在西方一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准同盟国”。美国塑造亲西方“中立”的根本目的,是在保证国家绝对安全的基础上谋取全球霸权。     

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找回国家"思潮催生了国家构建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影响,不少美国政治史家都把国家构建理论引入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为衰落中的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国家构建理论为政治史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使他们可以重新思考美国国家权力发展的过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国家制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国家构建理论的引入,挑战了美国"弱国家权力"的神话;新的历史解释表明,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都比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强大、宽泛和牢固。在过去数年中,国家构建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史研究中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领域之一。     

近十多年美国史学的新进展——《当今美国史学》评介

正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虽短,其历史学研究却很发达,且不断推陈出新。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似乎对于‘新'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断求变和趋新中获得发展,以‘新'为旗帜的学派和思潮层出不穷,一种‘新史学'很快就为新的‘新史学'所取代;一种观点、一种解释,往往不出几年就成为节后黄花"~①。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史学的发展更为迅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美国史学的许多传统研究领域不断受到挑战,同时涌现出一些新的研究领     

美国内战史研究的新趋向——读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受难之邦:死亡和美国内战》

在美国史学界,美国内战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研究成果至为丰富。但是,对于战争中的"死亡"问题,人们却鲜有关注,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的近作《受难之邦:死亡与美国内战》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该书的目的是从"死亡"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内战的意义和含义。该书从"死亡"的物理表现、人性心理、文化内涵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个人和国家"间的关系如何在战争中经历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思考"战争与人性"、"宗教和世俗"等问题,提升内战研究的人文情怀。在新文化史风靡学界的时代,史家通过新题材写出新文章并不罕见,但从"死亡"这个冷僻的角度,研究内战这个饱和的领域,且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实不多见,反映了美国内战史学的新水准和趋向。     

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以二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为中心的分析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传统,其内部蕴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并在二战结束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突出地表现出来,预示着美国在华政策失败的悲剧。     

论战后美国“扶植”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在占领初期,美国为打击日本法西斯势力,对其实行了"打击,限制"政策。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改变了其战略方针,对其进行"扶植",这在客观上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本质上讲,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前提的,他不可能也决不允许日本强大成为自己的对手。本文试图从美国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起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一政策对日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