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田与《清史稿》纂修

1914年袁世凯政府批准国务院关于设馆纂修清史的呈文,设立清史馆。清史馆历经14年编纂,于1927年刊印《清史稿》行世。由于编纂的政治态度和仓促付印等先天的不足,《清史稿》自行世之后,一直受人诟病,并曾一度被国民政府封禁。但是《清史稿》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了汇集和排比,所据史料丰富,是研治清史的基本参考书,对其深入研究仍属必要。而且《清史稿》的纂修人员虽然立场保守,但其中并不乏严肃认真的史家,其撰著理念和方法,亦值得总结。目前国家正     

金梁与《[民国]黑龙江通志纲要》

近代著名史志学家金梁,在居官之余,颇重学问,终生以藏书、著述为业,为《清史稿》的编纂和刊行作出显著贡献。从事方志事业尤为著称,参与家乡方志《[民国]奉天通志》的纂修。尤为可贵的则是独自纂修《[民国]黑龙江通志纲要》,对黑龙江的方志事业颇有建树。     

何以"外民国"——《清史稿》反动成因探析

《清史稿》是民初官方主持纂修的史书,刊印不久后却因"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反动立场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究其原因,首先,清史馆在归属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修史宗旨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在史书纂修过程中,北洋政府对史馆成员的政治立场缺少足够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史书纂修者在书稿中表露出了或深或浅的遗民心态.最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史稿》表现出的"表扬清室"的态度和"遗民"口吻都被视为"触犯民国"的罪证.《清史稿》从成书到被禁的历程,显示了政府与修史机构、修史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     

余嘉锡覆辑清史《儒林传》

<正>以《清史稿·儒林传》为代表的清代官方学术史总括有清一代儒学盛况,对它们的研究是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1)清史《儒林传》纂修情形复杂,从1810年清朝政府辑纂国史《儒林传》始,到民国年间编纂刊布《清史稿·儒林传》为止,一百余年间主事者曾先后纂成八个成型稿本。(2)清史《儒林传》纂修过程以及八次稿本内容有待系统研究。此研究难点之一是,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命途多舛,较为神秘。我们仅粗知由马其昶主持这次修纂,又据夏孙桐说,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一度是《清史稿·儒林传》的底本之选,但刊印时因部分稿本遗失而     

清代官修纪传体国史史料价值探微

纪传体国史纂修是清代官修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卷帙浩繁的纪传体清国史记录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沧桑,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纪传体清国史是清代人物传记之渊薮、典章制度之总结、民国初年所修《清史稿》的重要史源,并可校补《清史稿》舛误。虽然纂修者为维护统治者的形象和利益,不惜曲笔隐瞒历史真相是纪传体清国史之不足,但从整体上看,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仍然是清国史纂修的主流。     

《明孝宗实录》编纂思想探析

《明孝宗实录》是明朝中期纂修的一部重要官修史书,其编纂方式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该书在诏令、奏疏的收录和人物传记的撰写及评论等方面都体现了直书实录的编纂思想,而且还首次专设"稽考参对"官以保证纂修质量。孝宗皇帝被誉为"中兴圣主",后人对其虚怀纳谏、勤于召对等事迹的传播,以及对其施政措施的借鉴主要来源于《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反衬了实录纂修中垂训后世、以史资治的思想。《明孝宗实录》还是一部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史,纂修官出于君臣之义以及现实考量,又要塑造出高大丰满的贤君形象,体现了为尊者讳的编纂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独特的序——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的必要性和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独特的序——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的必要性和意义康文斌当代中国研究所率先提出并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这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编纂的一项重要成果,应予充分重视。但是,一些书评和讨论对《序卷》的必要性和意义讲得似不够...     

晚清湖北修志新、旧派争论——以两版光绪《麻城县志》的编纂差异为例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及其纂修《湖北通志》的实践对清中期以来湖北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新思想传入,晚清时期方志编纂发生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近代方志转型的前奏。在该背景下,清末围绕着《湖北通志》的纂修问题出现了主新派和主旧派的争论。通志纂修以县志编纂为基础,通志纂修的争论往往在县志编纂中有集中的表现。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八年两版《麻城县志》在编纂理念、编排方式和部分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视为是这一时期相关变化、争论和分歧的缩影。通过对两版县志编纂差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方志编纂者如何对新、旧派理论进行调和,亦可以为我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方志学转型问题提供案例和线索。     

敬播史学成就探微

敬播以他的博学多识,参与了唐初许多重要史学活动,为唐前期史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身在史馆,能秉笔直书,所纂高祖、太宗《实录》,被誉为"信而详"、"颇多详直",从而赢得"陈寿之流"的美誉。他对史书的编纂体例有独到见解,纂修《晋书》有发凡起例之功。他参与纂修隋史,为唐初"鉴戒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他编纂的《西域图志》,在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刘知几对其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具有"良史"之才。     

关于《清史稿》的版本

读了李之勤同志的《关于〈清史稿〉的版本》一文后,感到此文很重要。李文云:“目前有些学者对《清史稿》编纂和刊印经过所作的介绍,因取材于金梁所写的《清史稿校刻记》,致与历史事实颇有出入。……所以有必要根据有关资料和实际核对的结果,对《清史稿》几种版本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辩证。”事实确是这样,《清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