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再探讨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国民政府选择田赋改征实物,是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环境中解决财政经济粮食困境的必然选择;从机构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粮食供应的相对畅通性等方面观察.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它以及相关的征购征借,成为抗战中后期国...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山西田赋征实小议

以实物形式征收地税即为田赋征实,民国此举始于抗战时的山西。 自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部队移至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而部队驻屯,地方粮糈供应渐趋紧张,以致粮价腾涨,部队开支激增。有鉴于此,1939年阎锡山下令“停止平价购粮,实行田赋改征食粮,供给军食”,继而闽、浙两省效行此法,至1940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本年秋收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规定“以征购与实谷征田赋两者并行”,实行征购、田赋征实的双轨制,随后蒋介石签令:“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并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实施办法。翌年3月国民党五     

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答刘仲麟同志

刘仲麟同志《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一文(本刊1987年第4期)对拙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提出了商榷,个人颇受启发。今天看来,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公粮供应研究

公粮是抗战时期国家以实物形式发给公教人员的物价补贴,是抗战时期物价粮价高涨,公教人员薪俸所入不足维持其生活下的产物。中央公粮、省级公粮、县级公粮,均经历了一个不供应到少量供应再到尽力多供应的过程,公粮来源、供应对象、供应标准日益规范和完善。中央公粮最初仅在四川一省试办,后发展到后方各省;省级公粮则在各省田赋征实总额30%内划拨,如配拨军粮后不敷支拨,由国库拨付代金;县级公粮从1942年度起随田赋带征,以不超出征实额三成为度。在抗战特殊时期,公粮虽供应不多,但对保障公教人员队伍的稳定,对争取抗战胜利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然对这种作用不宜评价过高。     

战时晋西北根据地农民负担分析

文章详细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晋西北根据地的公粮、村摊款、田赋、工商税、战勤与劳力等负担政策的演变及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抗战时期广西的农贷政策及其实施成效

抗战时期,新桂系依据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农贷政策,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农贷的措施.积极开展农贷业务,使得战时广西农贷业务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承办农贷业务的合作组织快速增长,农贷数额不断增加,农贷区域也迅速扩大.抗战时期广西农贷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借贷方式,促进了广西农村金融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强化了城乡的金融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农村金融枯竭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救济了农民的生活.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苛捐杂税因此死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     

国民参政会历届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粮食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粮食管制政策,并于1941年7月将全国粮食管理局扩大改组为粮食部,以统管全国粮食行政事宜。本组史料辑选自历届国民参政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从中可见抗战中后期至1947年间,粮食部通过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完善粮食储运政策等措施,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同时也在控制粮价、保证民食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对研究民国时期之粮政发展,颇有裨益。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库券制度之研究

粮食库券制度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因征购粮食所付货币太多引起通货膨胀而发,是和征购征借制度相配套的产物。它由财政部与粮食部联合发行,一般是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征借则全部支付粮食库券,以每年田赋征实的实物作抵押,两年或五年后开始返还,分五年平均偿还。粮食库券的发行,使政府把握了大量粮源,对于供应军糈民食,控制粮食市场,稳定法币价值,挹注财政,作用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粮食库券返还问题上的违规操作,又将其推向了人民的反面,可谓自掘坟墓。     

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财政收入骤然下降,而军费支出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失衡。为弥补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财政部采取了增加法币发行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及日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本已存在的供求矛盾更为加深,这大大刺激了物价的上涨。日军的破坏,更加速了法币价值的跌落。为了不让不断贬值的货币摧毁整个抗战工作,也为了维持国民政府本身的统治,国民党中央在管制信贷,实行田赋征实,推行各种储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遏制通货恶性膨胀的措施,而所有举措只能是冲淡通货膨胀的表面现象,并不能够正本清源,对症下药。这是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问题     

太平天国后广西田赋征收及其影响

本文以太平天国运动起源地广西省为例,从对影响田赋征收的人户、土地两大因素着手,通过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后广西农村人地关系的新变动,着重探讨人地关系变动下的旧有瘫痪的田赋征收制度重建的失败及其影响。虽清政府极力重建,但政府不重视生产力的恢复,加之急于收敛造成这一财政政策重建的失败,结果农民和政府两方面都深受其害,阻碍了近代广西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征了多少粮

抗战期间,国军人数剧增.从1941-1944年,国军需要补给的士兵从425万增至681万,粮饷遂成为极关键的大问题. 抗战之初,粮食问题尚不严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致交通阻隔,后方粮价大涨.如以1930-1936年的粮价为100的话,1937年12月为127,至1940年6月已是424.因粮价过高,军粮购买不易,国民政府遂在1941年设粮食部,在四川等21省实行“田赋征实”,农户改缴纳货币为上缴谷物.     

抗战期间福建省粮食统制政策的实践与失败——以陈仪的公沽政策为例

文章梳理抗战时期福建粮食公沽政策实行及以失败告终的来龙去脉,分析在全国各省均实行粮食管制的背景下,为何福建省的粮食政策竟会遭遇严重失败,并进而探究福建省主席陈仪离闽的主要因素。     

十八世纪云南的田赋政策与坝子社会的整合

在云贵高原,山间盆地即当地所称的“坝子”是水稻农业集中的区域,承载了远比山区多得多的农业人口。自明朝后期以至清末,在云南,纳入政府田赋征收范围的平坝地区水田面积的总数一直没有显著的增长。清朝时期,云南财政总收入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田赋,更多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盐课和矿课等税种。在清朝长期稳定的田赋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地方督抚张允随、鄂尔泰及乾隆帝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做出的政策决策,限定云南田赋征收范围仅限于坝区水田,同时扩大盐课、矿课的税基,使得无论是坝区还是山区居民,都能够以不同形式纳入到国家税网和当地府州县与土司的行政管辖体系中。清朝的国家体制,并不是简单地局限于以坝区水稻农业为政治经济基础的政治体系,国家通过实行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山区与坝区社会之间的有效整合,同时,云南边疆社会也在交通体系、人口流动和矿业生产等不同形式的网络支持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实现了进一步的社会整合。     

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考察——以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1927-1937年湖北省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第一层次为县长,是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个层次是县长以下的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其结果使得田赋征收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制定的田赋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它既不能实现田赋征收目标,又导致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兼与朱玉湘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朱玉湘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一文,颇受启迪。但文中关于1942年的税率与税负(赋税负担)比战前倍增的论断,我认为值得商榷。我根据材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税率虽已明文提高了一倍,却贯彻不了,因此税负没有倍增。下面具体谈谈这一问题,未必正确,请史坛同志批评指正。     

桂林版《大公报》中的货币资讯(1941-1944)

桂林版《大公报》创办于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以丰富的资讯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豫湘桂战役大溃退这段时间国际、国内和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其中金融领域的货币资讯较多,集中反映了国内和广西有关货币发行、流通的历史背景,以及有关伪币、假币的历史事件,这些货币资讯对于抗战时期广西金融史和货币史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