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血证觅凶顽

60多年前,在中国的南京,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当时,有两个臭名昭的杀人凶手进行杀人比赛,其中一人杀人的最高记录是106人。然而,半个世纪以后,一把南京大屠杀中杀107人的日军凶刀在台北被发现,这个杀人的数字超过了当年杀人比赛的最高记录,让人震惊。一把罪恶的屠刀,107位中国同胞的头颅,展示出日军当年在南京屠城时杀人的残酷性和普遍性。据核查,它不是进行杀人比赛的日军两少尉所使用的军刀,那么它是谁的呢?又是怎么到了台湾的呢?     

一把日军“百人斩”凶刀的追踪调查

正作为电视台记者,在我的采访生涯中,迄今共有8次赴台湾工作的经历。由于工作内容多为历史题材,我在台湾采访过许多人物,收集过众多史料。但追踪调查一把日军"百人斩"凶刀的经历却让我刻骨铭心,永志难忘。80多年前,在中国的南京,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当时,有两个臭名昭著的杀人凶手进行杀人比赛,其中一人杀人的最高记录是106人,另一人是105人。然而,几十年以后,一把南京大屠杀中杀107人的日本军刀在台北被发现,这个杀人的数字超过了当年杀人比赛的最高记录,让人震惊。这把罪恶屠刀     

审判谷寿夫

＂把杀人的人,交给被害的人民去审判;要杀人的人,在当年逞恶行凶的地方来忏悔,这是最应该而合理的处置。＂南京审判乙级战犯谷寿夫过程中,谷寿夫以＂中华门地带没有屠杀、强奸等犯罪对象;对南京大屠杀毫不知情;驻留南京的时间、区域与南京大屠杀不符合;军纪严明;主张中日亲善而非激进军人＂等理由,并将罪责推卸于其他日军部队,来反驳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理,至始至终不承认第六师团参与南京大屠杀,对判决坚决不服从。该文作者拟从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亲历者、掩埋尸体者、调查坟冢者、检验尸骸者等证人的证言,以及军事法庭收集到的日军自行拍摄的屠杀照片十六帧与屠城电影、南京安全区档案、郭岐《陷都血泪录》等方面,驳斥谷寿夫的辩词,以说明谷寿夫及其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残害中国人民十万余众纯属事实,不容辩驳。     

谁最早提出将“百人斩”凶手送上审判台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了审判。但长期以来究竟是谁最早明确提出将向井敏明、野田毅送上审判席,一直不得其解。台北“国史馆”收藏的相关史料表明,早在战争期间,中国驻荷兰大使金问泗即明确提出将二人送上审判席。而南京大屠杀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等机构展开的对...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口述自传

南京大屠杀指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纵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罪行之一.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     

后大屠杀时期南京市民的生活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暴行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恶化等系列恶果持续发酵，使南京民众陷入无尽的困苦之中。本文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图书馆特藏南京鼓楼医院院长霍顿。丹尼尔斯夫妇南京大屠杀后的书信及文献资料，重点考察后大屠杀时期南京市民的生活实态，以及大屠杀期间产生的PTSD症候在日伪当局恐怖统治下难以愈合的情形。尽管后大屠杀...     

一部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力作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事件。60年来,日本政界有少数人,始终不承认盟国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所作的历史结论;不承认数以千计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不承认当年日军实行南京大屠杀后留下的大量罪证(包括日军自行拍摄的屠杀照片);不承认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近年公布的、揭露此次屠杀行径的日记等历史资料。这一部分右翼势力,对本国军队在南京、在中国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没有认错之意、没有反省之心。不仅如此,谁要是揭露南京大屠杀,他们便斥之为“捏造”。如此行径,遭到国际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谴责。     

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官兵心态探讨

60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其手段之残忍,前所未闻。南京大屠杀虽然是日军高层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但这一行动毕竟是通过成千上万名日军官兵去执行的。那么,作为人类一部分的日军官兵对南京军民何以如此残忍?他们在大屠杀中的心态如何?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和探讨。     

《拉贝日记》的史料价值及历史局限性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举世震惊、惨绝人表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正义的审判,这已成为历史的铁案。然而面对铁证如山、举世公认的南京     

亲历、书写、传播:费吴生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费吴生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书写者与传播者。1937年11月,日军入侵南京前,费吴生临危受托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总干事。日军攻陷南京后,费吴生目睹日军暴行,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诸多难民,另一方面用文字真实记录日军所犯罪行,并秘密计划将南京方面消息传送到外界。为此,他冒着危险将相关资料和胶片带到上海,带回美国,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公诸于世。     

许传音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多重身份及作用

许传音作为国民政府铁道部的一名官员,因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多重身份,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中一位重要人物。他出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参与主持了救助难民和收埋43000余具死难者尸体的工作;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任,主持了安全区的房屋分配工作,并积极搜集证据,揭露日军的种种暴行;出席东京、南京两个军事法庭,为审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提供证言。     

面对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南京军民

<正>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了南京,企图以武力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征服中国人民,以建立长久的、稳固的殖民统治。然而,历史惩罚与嘲弄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善良的南京人民面对侵略者的枪口与屠刀,不屈不挠,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英勇反抗斗争。南京市民面对屠刀一批批倒下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对战俘与南京市民进行40余日的血腥大屠杀与强奸、抢劫、焚烧,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记者、作家群体活动分析

在日军进攻南京与大屠杀期间,日本大批的记者、作家由日本各新闻传媒单位组织派遣,随军到南京进行采访报道活动。他们目睹日军大屠杀的暴行,绝大多数人由于接受了日本法西斯的思想灌输,或认为是征服者应享有的“成果”,理所当然,或认为是战争中必然要出现的事情,在所难免,因而自觉地充当了魔鬼的辩护士,连篇累牍地写下一篇篇捏造南京“祥和”景象、掩盖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电讯,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只有少数人良心未泯,但在严密的文网下又无能为力,怀有“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     

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成立

2006年4月29日,由江苏省暨南京市与南京大学共建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在南京大学正式成立,名民国史专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宪教授出任该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高校。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师生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调查研究工作,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曾主持并参与了该项资料调查与研究项目,并担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     

英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史料一组

本刊公布的日军侵华时期南京大屠杀史料源自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其客观性、权威性无可置疑。日本右翼学者田中正明称他曾访问过当年驻华日本使馆的官员,他们从未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这组英国外交档案则清楚地说明日本使馆的外交官对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也感到震惊和无奈。     

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日军第六师团

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入南京城的日军第六师团犯下了大量屠杀、强奸、掠夺等暴行,其师团长谷寿夫也因此在战后的南京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然而,第六师团的日军老兵中相当一部分人却以师团并未进入过南京城为由,至今依旧否认自身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甚至于企图为第六师团的“名声”翻案。为还原历史真相,本文引用中日双方幸存者、目击者的大...     

董显光汇报国际宣传处派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致蒋介石密呈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在这份致蒋介石密呈中,汇报了该部国际宣传处派人赴日揭露日军在华所犯暴行的经过,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已掌握日本及第三国人士拍摄的日军侵华暴行照片及影片,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也足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关于“当时从未听说南京发生了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后来中国人编造的”等无耻谎言。     

昭和天皇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责任

日本侵华时期日军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暴行罪行确凿、令人发指。而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昭和天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天皇侧近的佐证等资料表明,南京大屠杀自始至终是在昭和天皇的默许、纵容和推动下发生的。因此,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昭和天皇负有无法逃避的最大罪责。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万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对南京难民进行了人道主义的保护与救济。日军当局在攻占南京之前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在攻占南京初期,又默认了安全区的存在,但其后不久日军便认为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妨碍了他们对南京“新秩序”的建立。因此,日军当局对南京安全区便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压迫,直到扶植“自治政权”以取代之。可以说。由于西方人士倡议成立和管理的安全区违背了日军当局的战略意图。南京安全区被迫解散的结局实际上早已注定。     

郭沫若《为日寇暴行告全世界友邦军人书》

郭沫若关于《为日寇暴行告全世界友邦军人书》稿及其致陈诚、周恩来、黄琪翔的呈文,是郭沫若1938年初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为国民政府所拟的重要文告。书稿首次向全世界揭露“南京沦陷后之十余日,每日有卡车十余辆载壮丁运往城外枪决,为数在十万左右。”书稿还列举了日军在南京等地抢劫,纵火、奸淫妇女、杀人比赛等种种暴行,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诉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