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

岳镇海渎祭祀是在元代极为兴盛的国家祭祀。元代岳镇海渎祭祀有代祀、常祀、因事专祀三种形式,本文围绕祭祀活动的举行,集中考证了祭祀地点与路线、发令者、使臣等方面的问题,考察了岳镇海渎祭祀在元中后期的变化与产生的问题。蒙元王朝实行岳镇海渎祭祀,有宗教信仰上的渊源,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后者显示出元朝内蒙外汉、以汉法治汉地的统治策略。道教对元初的岳镇海渎祭祀起了推动作用,到元中后期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岳镇海渎的道教色彩并未消退。     

近三十年来文昌文化研究综述

<正>文昌帝君是道教尊奉的管理科举文衡的大神,由上古时期的文昌星宿崇拜开始,在晚唐时期与蜀地的梓潼神崇拜相结合(梓潼神崇拜是指四川梓潼地方神崇拜)。在宋代,二神合而为     

贵阳老照片选载——三元宫

三元宫，位于大西门锁桥东侧。前临市西河，后倚西门城墙，规模宏大，殿阁重重。三元宫是旧时贵阳道教三大道观之一。其中“三元”是指所祀的天、地、水，道教亦称“三宫”。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道教教义对清代工商业习惯法的影响

清代许多工商业团体在道教神灵的塑像或牌位前订立、宣告行规,以强化行规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祀神费的交纳是团体成员必须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对于即将入行的新人则构成获得营业权的必要条件;行规对祀神仪式的安排作出了具体规定,从中不难看出道教斋醮科仪的鲜明印记;行规中有一些处罚违规者的方法颇具宗教意味,道教的教义思想在其中也得到了体现。清代工商业习惯法在维护民间经济秩序的同时亦具有满足业者信仰需求的功能。     

明代德化窑梓潼帝君造像考析

明代德化窑梓潼帝君造像1987年出土于兰州市庆阳路明代白衣寺多子塔塔刹,一直以来被误定为明肃王造像和福、禄、寿“三星”之禄神,经笔者多方考证,准确的定名应是梓潼帝君亦称文昌帝君,是道教中掌管文昌府事及人间官禄的神。     

大足石刻道教造像渊源初探

道教造像和佛教造像相比为数甚少。因此,四川保存的二十余处道教造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因其系统和完整性,更加值得重视。对这一课题的探讨,不仅可以弄清道教石刻的艺术特点、渊源,同时还能寻觅到道教神系与民间信仰发展的历史踪迹。本文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组造像的渊源作一探讨,以求正于学术界。 一、自成系统的三清尊神 道教的神系十分复杂。它是在我国古代传统的鬼神信仰的基础上,以国家敬祀和民间崇拜的诸神为主体,并吸收了一些儒家的先王圣人及佛家的菩萨罗汉,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奇异的鬼神体系。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张献忠的流寇人生（下）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     

解读晋祠文昌宫、晋水七贤祠及其奉祀

文昌宫多奉祀于汉族民间和信奉道教的地方,各地多有建筑。在晋祠,文昌宫与晋水七贤祠共处一楼,虽祭祀不同,但二者在晋祠民间皆深入民心,广为祭祀。本文意在解读文昌宫、文昌帝君及晋水七贤与晋祠的渊源。     

道教对江西唐宋以来葬俗的影响

江西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属吴头楚尾地带,其俗多信巫尚鬼,好淫祀,此风一直沿续,“祈鬼之俗,习而未变”[1],“多尚黄好之教”[2]江西各府州略同：瑞州府“江汉之俗多尚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③建昌府“信鬼神,好淫把”。饶州府“其俗稍侈信巫鬼,下里尤甚”。神鬼信仰和巫师的活动,为道教在这里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唐宋以来,道教在江西广为传播,出现了许多道教“洞天福地”,如贵溪县的龙虎山、清江县的阁皂山、峡江县的玉筒山、新建县的西山等,龙虎山的上清宫、庐山的太平宫还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官观。由于道师装神弄鬼、符水治…     

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信仰的地域扩展

碧霞元君由汉唐泰山玉女这一文学意象发展而来,宋元时期在道教的逐步吸纳和国家认同的共同推动下,其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的转变。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不仅多次得到帝王致祭、赐额,成为国家“准正祀性”神灵,其信仰也从泰山一隅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庙宇亦由山东等地向全国近20个省区扩展,形成了不同的核心、扩展、边缘区。碧霞元君信仰地域的扩展,与“岳镇海渎”之祭及朝廷推崇;其神职及信奉民众均多;流动官员、士商、移民的传播及道教的推动等诸多因素有关。     

记大同帝君庙

大同帝君庙是专门供奉文昌帝君的道教神祠,是现存于今为数不多的研究文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实体建筑。文章对大同帝君庙的历史变迁进行叙述,后移步换景,按山门、帝君殿、玉皇殿先后顺序对大同帝君庙进行描述,并对其蕴含的人物故事、神话传说进行简单叙述。其建筑形式和蕴含的人物故事、神话传说,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生动载体。在21世纪的今天,对大同帝君庙进行研究,有利于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使之有序传承,从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陕西省扶风城隍庙的建筑布局探析

“城隍”在《说文解字》中的原意是护城的壕沟,后来演变为守护城池之神,道教尊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监察幽冥,保安黎庶”之神,因而护城佑民、掌管冥界的城隍神就成了汉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神祗之一,     

以寝孪方鼎、肄簋为元祀的帝辛祀谱

旧释为“廿祀”的寝孪方鼎和肄簋经重新考释当为“曰祀”,曾有学者认为系指元祀。商末周祭系统中,帝辛二祀到十一祀是材料最完备的一段,其间的祀谱和历谱基本确定。以寝孪方鼎和肄簋所载祀数为元祀,与帝辛祀谱相连接,结果恰与帝辛祀谱相合。     

禹治水与夏代社祭祀

本文对禹被祀于社和夏社进行了考察,认为禹被祀于社是因为其治水有功,是土地祭祀与祖先祭祀结合的产物;夏代社祀已经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已经基本具备了后代社祀的基本功能。     

七曲山大庙

梓潼县七曲山大庙,位于县城北9公里处,1980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首批国家级剑门蜀道风景区重要景点之一。 “路从古柏荫中转,楼向云峰缺处开”。在层层古柏掩映之中的亭台楼阁,就是闻名遐迩的梓潼文昌帝君庙。据记载,七曲山大庙始建于晋代,越西人张亚子,因避母仇,客居梓潼,行善教化,死后人们立庙祀之,晋代曰“亚子祠。”相传唐玄宗因安史之乱“幸     

明清广西方志所见儒家祠祀体系——以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广西方志以《祀典》《祠祀》等篇目专门记录国家祀典和地方祠祀的相关信息,具体呈现了这一时期儒家礼仪传统主导的祠祀体系在广西地区的基本格局。基于明清时期广西各府志中有关境内儒家祠祀的记载,可以窥见当地官方祠祀及社会礼俗的丰富图景,诠释地方祠祀体系所蕴含的礼乐教化与宗法制度框架,有利于理解儒家礼仪统摄下的地方知识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互动、共融的内在逻辑。     

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赵克生

明清时期乡贤祠祀的演化主要从乡贤祠祀规制、管理体制与地方人物祠祀系统内部结构性变动三个方面展开,在明清王朝政府主导下通过两种模式达致的。一是直接的制度供给,从附学令渐次实行到雍乾管理体制形成,呈现纵向的、递进式的特点。一是通过调整地方人物祠祀系统的内部结构,经由改变或添加其他祠祀而发生功能转移,从而改变了乡贤祠祀对象与激励目标冗杂多样的情况,呈现横向的、交互性的特点。     

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