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

从1939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掀起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宪政运动中,中间势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统区,各中间党派与中共并肩作战,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推进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对这一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进行系统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中共传统文化研究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重视对其研究、弘扬,以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一,重视宣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二,重视利用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民族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三,重视对历史上民族战争经验教训的研究。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借鉴。这些活动对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毅与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至1943年间,陈毅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苏北富有成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     

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捷中的重要贡献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继平型关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大捷。它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与李宗仁直接指挥和部署这次战役分不开的。研究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捷中的重要贡献,可以正确评价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对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上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张闻天阶级思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作用

张闻天在全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把它灵活地运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之中,对工农阶级、资产阶级,进行了分别对待,对中间力量特别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述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述评薛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共党史的重要课题。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就是国共合作的胜利。这一课题涵盖面极广,限于篇幅,本文仅就近年来对此问题的一些主要的不...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而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重要体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中间势力站到革命阵营中来,鼓励了顽固派,壮大了革命阵营,为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奠定了基础。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地方实力派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简论地方实力派转向抗日对蒋介石的影响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在于统治阶级内部某一派别转向联共抗日,而关键在于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一蒋介石及中央系的转变.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矛盾的激化;蒋介石与苏联的接近;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的巨大威力等等,都是推动蒋介石转变的主要动力.但外部因素是通过内部因素的变化而起作用的,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和分化,直接影响着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变化,作为国民党内部重要派别的地方实力派,向抗日和联共的转变,对促使蒋介石向抗日和联共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取得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人士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以其所处的特殊环境、特     

红军对东北军的三次重创

1936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关键一年,它是国共两党由内战走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转折之年,也是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始年。所有这一切起点,都来源于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的西北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26年4月初,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延安实现了和谈,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协议。这一重大统战成果的取得,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不能忽视的是红军对东北军的军事威慑和军事打击的作用。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对东北军进行了3次重创。     

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的抗战与败退问题探析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抗暴御侮反侵略史上的光辉一页。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活动,则为其中之重要内容。加强研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活动,将会更有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反映当时全国军民的抗日爱国热忱,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作用。因此,史学界近年来已开始重视该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溯源——民主革命时期中间势力的形成

中间势力是国共两党以外的有着共同政治倾向的政党、政团及民主人士的总称。中间势力的党派、社团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并在反蒋抗日和救亡御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势力已表现颇为活跃,不仅已经开始出现了具有政党性质的中间势力组织,而且随着中间势力中不同政治要求和政治倾向的团体和个人逐步凝结,使民主党派的发展逐渐具备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元末江浙地区的筑城活动与地方政局的变动

元代江浙地区各城市的城墙普遍遭到拆毁，或严重失修，至元末动乱，江浙各方势力混战角逐，官府方才开始重视筑城活动。此外，张士诚、朱元璋、方国珍等各割据势力都相当重视筑城的军事功能，但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限制，筑城策略各不相同。筑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众生命安全，也是江浙各方割据对峙局面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是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的频繁筑城活动带来大规模的劳役征发，惊人的物资消耗，给江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而所筑坚城在朱元璋进攻下，未起到应有作用，徒留给世人“众志方可成城”的感慨。元末筑城对江浙诸城市的外围形态、空间布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影响了明初筑城的方向与策略。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评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环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支脉的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作为黄炎子孙,他们和祖国同命运共呼吸,历来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海外侨胞敌忾同仇,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 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海外侨胞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激发了国内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义愤,同时也激发了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为了救亡图存,美国华侨社会中的中华会馆在9月26日发出通电恳请国内朝野上下“团结一心,取消党派纷争,起用军事人才共赴国难。”     

均势外交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均势外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是西方列强为谋求霸权而广泛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和1814年5月第一次巴黎和约明文规定缔约国所抱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真正的、永久的势力均衡的体系”、“维持均衡确保和平”。西方有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如A.J.f.泰勒、塞顿-沃森以及亨利·基辛格等用势力均衡的观点解释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近几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史学界,也在注意研究和探讨均势外交这个课题。在这里,我们结合近代国际关系史,就均势外交的历史形成、地位和作用的几个问题,谈点     

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

在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对峙事件中,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结成空前未有的大联盟.因此,蒋介石也一改以往武力镇压为主的做法,而始终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侮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     

浅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及其对当今中国的指导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抵抗外敌、取得胜利至关重要的策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兴盛的必然法宝。它是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领导和实施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局域内产生的必然联系产物。自1937年9月,通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商讨后,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它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到现在,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杜月笙和宋子文、孔祥熙的交往

青帮大亨杜月笙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权贵人物以及上海市历届市长、警察局长、警备司令部的权要人物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势力煊赫一时.小瘪三出身的“水果月笙”(因曾沿街叫卖水果而得名),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成为“海上闻人”.笔者曾探寻上海青帮势力的各个侧面,限于篇幅,在此仅略述杜月笙与“党国权贵”宋子文、孔祥熙的交往.杜月笙向来注重与各方名流及政界上层人物交往,何况握有国民政府财经大权的宋子文、孔祥熙,在杜月笙心目中这是两尊活财神.而宋子文、孔祥熙也很重视利用杜月笙的帮会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