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忆

解放前,太原工商企业在阎锡山的长期统治下,惨遭“兵农合一”和“平民经济”及各种反动政策的摧残。到解放前夕,全市只有私营工业作坊和小工厂259户,私营商业1400余户。 解放后,太原市人民政府根据党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经营、经济改组和实事求是的清产核资等工作,对私营工商业者贯彻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工作方针,积极引导他们坚持经营,保护工人利益,走社会主义道路,使私营工商业开始苏醒起来。     

谈谈国有企业亏损的内因与对策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把国有企业脱困摆到重要议事日程,明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１９９９年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一年。这对国有亏损企业来讲,是压力,也是动力。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程潜谈湖南和平解放:名曰起义实则投降

上世纪60年代,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拟安排张治中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中央考虑,基于张治中在湖南和平解放问题上有些过错,对于他的人事安排,在党内外、尤其是在党外的高级人士中,会有些异议。因此,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要中央统战部设法了解党外人士,尤其是党外高级统战对象,对张治中人事安排的态度,以便及时做好工作,使人事安排顺利通过。     

程潜谈湖南和平解放：名曰起义 实则投降

上世纪60年代,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拟安排张治中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中央考虑,基于张治中在湖南和平解放问题上有些过错,对于他的人事安排,在党内外、尤其是在党外的高级人士中,会有些异议。因此,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要中央统战部设法了解党外人士,尤其是党外高级统战对象,对张治中人事安排的态度,以便及时做好工作,使人事安排顺利通过。     

抗战时期中国银行改组述评

本主要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银行的第三次改组,部分地阐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后的财政金融政策。就中国银行改组本身而言,着重就资本构成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作一评析,并通过与第一、二次改组的比较,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和金融界之间关系的变动,以及国民政府加强金融统制的过程。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中国银行的改组。先改其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再把它作为“四行二局”金融垄断体制的一部分,到抗战时期则无视商股股东的意见强行增资和人事改组。这一过程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发展演变。     

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

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1953—1964年),对苏联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其中以1957年对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作为其改革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领导经济的管理体制,实行地区管理体制。通过这一改革,企图解决中央的统一计划管理过分集中、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     

救济与控制：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行的改组

白银风潮前夕,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行因长期经营不善而资金周转不灵.在白银风潮中,三行同时陷入挤兑的困境,而在法币改革后,三行因难以缴足发行准备金而再度陷入困境.在这两个过程中,国民政府以救济之名,实施控制,并最终对其增资改组,将其纳入政府金融体系.     

我国工业改革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工业改革30年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是市场化改革,即从传统的计划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8～1984年为计划体制框架下的局部改革试验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扩大企业自主权、促进企业改组和联合、工业基本建设资金由财政拨款     

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其基本力量主要是一批“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的组织运作。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在“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下,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未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改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两党组织形态的异同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党合作的命运。大量事实表明,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渐露端倪。     

钱大钧递送蒋介石的一则人事报告

<正>公文报告,系官场档案的一部分,往往反映了内部协商的各种考量,涉及决策施政、人事安排。如能探究其中一二,至少可加深对某些历史人物或场景的解读。民国时期的档案,当有其特殊的价值。钱大钧与蒋介石的关系近时看到一份民国要员钱大钧抗战前夕呈递蒋介石的人事报告,事涉叶挺和先外祖父戴戟的起用与否,虽说是偶然得见,却颇为难得。     

余秋里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前后

198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任命余秋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一任命,从酝酿到最后决定,有过一个变化的过程. 1982年4月下旬,党中央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两个工作班子,一个负责起草十二大的报告;一个负责研究人事安排.中央决定,由余秋里、程子华、韩先楚主持人事安排小组的日常工作.     

荣宝拍卖改组后今秋成功亮相：李可染名作《万山红遍》创最高纪录

今年以来,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备受关注。该公司的秋季拍卖由于是改组的的第一次亮相,因而也成为金秋拍卖的一个亮点。这次拍卖已于11月7日结束,取得3200余万的成绩,获得普遍好评。特别是李可染的山水名作《万山红遍》以501.6万元成交,创下李氏作品售价的最高记录,表现了改组后的荣宝拍卖公司的经营动作能力,令人称赞。     

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下)

毛泽东赋予邓小平历史的重任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宣布:“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     

政策

中央指路农垦改革：资产化资本化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农垦改革目标、重点和路径。意见提出,继续推进垦区集团化改革,有条件的垦区要建设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已组建集团公司的垦区,要加快推进直属企业整合重组。此外,还要推进农垦土地资源资产化和资本化,开展改组组建农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从老股票看20世纪50年代的股份制企业

从已搜集到的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的几种老股票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股份制企业至少存在三种类型。旧社会承继下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股份制企业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对象和主角,通过实行“定息”,以“赎买”的方式,切断了所有制与经营者之间的联系,此时的股票与债券无异,股东与企业的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和城市中的街道办股份制企业,与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目的都是在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和改变小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目标是建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我所知道的江青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1951年年中到1953年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     

企业档案工作发展动向及思考

<正>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企业改组、兼并、出售、转让已成为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常态,特别是国有股从非战略性领域的逐步退出,企业的组织结构、产权结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亦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趋势。在这一变革过程中,     

一九一二年三月同盟会改组再认识

一九一二年三月同盟会改组再认识王中茂１９１２年３月,中国同盟会由秘密组织改组为公开政党,对此,学术界长期以来非议颇多,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貌,重新认识这次改组,很有必要。本文拟就改组的背景、改组后的同盟会政纲、党务及斗争实践,谈一点粗浅看法。中国同盟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报》的改组与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财经战线的机关报,与它作为民办报纸的影响力有关,与它政治立场的适时转变有关,与它对于资本主义的了解、对于国际问题报道的熟捻有关。《大公报》的成功改组和转型,反映了中共对于优秀文化资产改造和利用的有效性,有成功的经验和可资吸取的教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